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随着三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自由贸易区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建成自由贸易区，对三国可谓大有裨益。范振洪分析说，无论是自然资源、劳动力还是知识资源，三国各自的比较优势明显并有所差异，完全可以实现贸易共赢。
另外，三国产业优势也各有不同，在商品贸易上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日韩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竞争优势明显，而中国的竞争优势仍然集中于资源或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一旦建成自贸区，依靠比较优势和产业优势实现共赢将更为便捷。
跳出三国范畴看，三国也必须加速建成自贸区。“三个国家分别与多个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三国间的自由贸易一直缺位，比较优势也无从发挥。”范振洪说。 范振洪认为，中日韩自贸区的联合研究应能如期完成，但最实际的谈判阶段仍旧不容乐观，“三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存在差异，谈判过程注定较为复杂”。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日本为发达国家，韩国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国家间实施自由化贸易虽然可以实现比较优势互补，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对有关产业造成冲击。具体到某个产业，范振洪认为，农业领域很可能成为谈判中的“拦路虎”。
据范振洪介绍，在日本，农民是支持自民党的最大群体，加上日本耕地资源有限，自民党长期的政策就是保护农业，限制自由贸易；而韩国这种问题更为严重，“身土不二”观念深入人心，将许多外国商品尤其是农产品(16.27,0.47,2.97%)“拒之门外”。
有前车之鉴可循。2007年6月，在历经10个多月的漫长谈判后，韩美双方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韩国根据协议向美国牛肉开放了国内市场，立刻激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并引发社会动荡。韩国国会随后否决自贸协定，韩美自贸区就此“流产”。
“如果日韩一直不愿开放农产品市场，中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将无法发挥。中日韩三国若不能就农业问题达成共识，将是组建自由贸易区的一大瓶颈。”范振洪说，只有三方都做出合理的让步，才有可能顺利越过这道“坎”。 不得不提政治因素。尽管目前中日韩三国不存在尖锐的政治和安全矛盾，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三国间的政治互信基础不够牢固，这也成为三国进行自由贸易合作的障碍，范振洪表示，“政治互信对区域经贸合作的影响微妙而深远。”
事实上，在建立自贸区上韩国显然更为“迫切”。据范振洪介绍，目前韩国媒体开始关注台湾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情况，“台企在大陆投资兴业热度高涨，韩国开始担心他们的份额，这说明韩国始终对中国市场极为重视也相当依赖。”
从这个意义上讲，范振洪预计，中韩自贸区可能要先于中日韩自贸区建成，“毕竟双边谈判要比多边谈判容易得多，双边合作一旦成功，对多边谈判也形成示范。” 三个国家可以说是亚洲经济的火车头，这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指出中日韩三个国家政治体制不同，政治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歧。而且由于中国的崛起，由于在日韩背后有美国的影子，这三个国家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潜在的战略冲突，我想这是中日韩关系的一题两面。
如果说上个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欧洲，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三个可以说历史上也是恩怨情仇不断的三个国家跨越了他们的恩怨情仇，迈出了人类和解以及通过联合来克服各自的政治分歧和战略潜在冲突一个非常好的范本，我们对中日韩这三个亚洲经济，可以说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在本世纪上半叶，能不能跨越这个，克服这个自己固有的障碍迈出跨越，抱有一个高度的期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10年前开始的中日韩领导人在10+3框架之内的一个峰会，而且尤其是最近几年，峰会单独独立出来，我们应该说，在机制上已经是相当程度上值得肯定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方面刚才我说是一题两面，一方面中日韩三个国家有相当程度合作的空间，但是与此同时在过去几年当中，政治上的矛盾，战略上的潜在冲突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呼吁，借鉴上个世纪下半叶德国、法国、英国的经验，我们非常真诚的呼吁这三个国家，在本世纪上半叶，能够真正的产生一种亚洲的大智慧。
那么这种亚洲大智慧，当然需要一定程度的机制，来伴随的，所以从这一次今天下午三国领导人已经正式决定，成立中日韩一个三国的合作秘书处，我们对这个机制也抱有一个高度的期待。总而言之，我认为亚洲大智慧以及中日韩三国的紧密的合作机制，是我们对未来几年，或者乃至未来十年，中日韩三个国家，互相合作，抱有一个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