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邮票是指从1970年8月1日至1973年10月15日发行的邮票,共21套95枚。由于编号邮票不分类别、套别,每枚邮票均按数字编号,把数字加上括号印在邮票的左下角,右下角则印有发行年份,故称为“编号邮票”。
与“文”字邮票进行比较,编号邮票在设计、印制和发行上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从总体上看,编号邮票首先改变了“文”字邮票画面上“一片红”的色调,其中有不少邮票是为特殊事件而发行的特种邮票,反映了我国邮票设计和发行工作已开始走上正轨。
“文革”前邮票的发行原则是“纪严特宽”,但“文革”一开始“纪严特宽”就受到批判,特别是“特宽”被说成是“毒害人民,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见《中国邮票史》第八卷第一章)。因此设计图稿已获批准的《中国船舶》和《半工半读育新人》(1966年4月23日)两套邮票由于是特种邮票而未能发行,从老纪特邮票发行末期至1974年恢复编印邮票志号前,对其中的特种邮票避而不提,一直按“纪念邮票”发行。
编号邮票中有多套具有典型的特种邮票风格,且后期发行的特种邮票较多。如编29-32《轮船》、编39-43《发展体育运动》、编57-62《熊猫》、编66-77《出土文物》、编78-81《工业产品》等。这是横遭讨伐的特种邮票悄悄复出,特别是《轮船》邮票的发行(图1),与禁止《中国船舶》发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是难能可贵,意义重大。
编号邮票的设计采用了多种方式,原作有油画、彩墨画、民间剪纸、水粉画和摄影等,显示出艺术形式的多样化。1973年发行的《中国妇女》邮票主图分别采用杨之光的“矿山新兵”、汤小铭的“女委员”和潘家峻的“我是海燕”等原画(图2),吴作人的“熊猫”画作也被印制成了《熊猫》邮票发行。此外,1973年发行的《出土文物》邮票,使社会更加重视对祖国珍贵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的保护。
01 承上启下别具意义
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由于“文”字邮票的志号被取消,给生产和管理以及随后的收藏带来了许多麻烦,有鉴于此,邮票发行部门就对每枚邮票按数字进行编号——编号邮票应运而生。因“文”字邮票被安排在纪念日发行,就一律称之为“纪念邮票”,编号邮票也没有区分纪念邮票与特种邮票,有人据此称编号邮票为“后‘文革’邮票”。
02 消耗量大存世量少
编号邮票存世量较少。编号邮票发行期间,我国的集邮活动尚未恢复,集邮的全面复苏是在1978年以后。因此,编号邮票发行后主要用于邮政通信,大量邮票被使用和消耗,很少有人购买后进行收藏,因而存世量不多。编号邮票的面值主要是为适应当时的邮资标准来设置的,全部95枚邮票中,4分邮票有6枚,8分邮票有74枚,10分和22分邮票各有4枚,20分、43分和52分邮票各有2枚。因当时发行的普通邮票不够用,也发行了22分、43分和52分的邮票,以满足国际通信的需要,但当时用得最多的还是4分和8分的邮票,故编号邮票中面值4分和8分的邮票都属于“筋票”,而面值22分、43分和52分的单枚新票由于使用量较少,市价都低于面值4分和8分的邮票。
03 发行量少升值空间大
编号邮票发行量比“文”字邮票低很多。与“文”字邮票相比,编号邮票的发行量是很低的,邮票单枚的最高发行量为3000万枚,最低的仅120万枚,因此,能组成全套的编号邮票只有120万套。“文”字邮票的最低发行量为290万枚,但“文”字邮票的市价却远远高于编号邮票,并且编号邮票和“文”字邮票的套数、枚数和面值却相差不多,编号邮票共21套95枚,面值9.78元;“文”字邮票19套80枚,面值7.96元。按套数比较,编号邮票多2套,按枚数比较,编号邮票多15枚,按面值比较,“文”字邮票比编号邮票还少1.82元。 “文”字邮票的全套发行量却比编号邮票全套发行量高一倍以上,但编号邮票的升值幅度却远低于“文”字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