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5-16
刘歆(约前53—23)，字子骏，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因避帝讳曾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刘歆是西汉学者刘向的第三子，也是刘向诸子中最有学问的人。他出身皇族，世代显贵，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少时以精通《诗》、《书》善写文章闻名，后为汉成帝召见，任黄门郎。河平三年（前26年），年约二十七岁的刘歆与刘向一起“领教秘书”，协助其父校勘整理国家藏书，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方技、无所不究。他后来先后担任河南、五原、涿郡太守等官，王莽篡位后，敬为国师。地皇五年（23年）南阳兵起，刘歆害怕大祸将至，与王涉、董忠一起密谋诛杀王莽，事泄自杀，年约七十六岁。
刘歆对于文献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目录、版本、校勘以及古文经学的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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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略》
研究汉代目录学，必然要论及刘氏父子。刘歆在文献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七略》。
《七略》原书七卷，唐末已经失传。清代洪颐煊、马国翰、姚振宗、严可均等均有辑本。另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尚可窥见原书大略。刘歆受诏与父亲刘向领校秘书时，“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可见刘歆所撰《七略》是在汇集其父亲半生校书成果的《别录》基础上，和他本人在对天禄阁藏书进行整理校雠、分类编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七略》著录图书六略，三十八种，六百三十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其分类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学科内容进行分类的，计有：六艺略，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收书一百家两千九百七十五篇；诸子略，下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种，收书一百九十家四千三百四十九篇；诗赋略，下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收书一百零五家一百三十篇；兵书略，下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收书六十三家一千二百一十一篇，图四十三卷；数术略，下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收书一百零九家两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收书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六略之前有辑略，为全书之叙录，诸书之总要。
可以看出，《七略》是一部系统严密的图书分类目录。它产生于一千九百多年前，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比西方目录学之父，德国古士纳《万象图书分类法》早一千五百七十一年，比《汉书·艺文志》早近三十年，成为我国历代编制各种图书分类目录的典范，对于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七略》对于我国目录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开创性的分类体制，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七略》分类体系有较严密的系统性，大纲、子目，比较清楚，先分略，再分种，有大类，有小类，同类之书约略以时代之先后为层次，如杂家，虽知孔甲似非黄帝之史，亦列于篇首，馀皆以次序列，最后始为汉代之书。但是也有例外，如道家中之郑长春，以六国时人而列于汉武帝时人郎中婴齐之后，但是总体来看全书分类层层展开、条理清晰、井然有序;并且类目设置适合当时国家藏书的实际情况，有什么藏书就设什么目录，各目录之间比较平衡，没有畸轻畸重现象；在分类技术上，灵活而又巧妙地运用了按图书内容标准和按图书形式标准进行分类的两种方法，大类下子目的建立，都有一定的分类标准，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其分类标准，就各大类具体情况而定。有的按专书作为分类标准，如六艺略下再分易、书、诗、礼等九小类；有的按学术流派作为分类标准，如诸子略下再分儒、法、名、墨等十小类；有的按体裁结合作者作为分类标准。如诗赋略下再分赋、诗，赋下再按作者分；有的按学科作为分类标准，如兵书略下再分兵权谋等四小类。
《七略》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从方便读者使用考虑，著录项目尽量详细齐全，每部图书不是简单的著录书名、篇数，还著录内容提要，包括作者小传、内容简介、图书来源和著成时代等，对于书少不能成一类者，附入性质相近之类，如春秋家后，附录《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汉春秋》九篇，《太史公》一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两篇，《汉著记》一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这些史书大概是春秋家学，它们也不全是编年体制。大概是因为秦火以后，诸侯史记多扫地以尽。刘向刘歆校书时，史书很少，因为其性质近于春秋，所以列入春秋之后。
此外刘歆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互著和别裁的方法，即对归入一类而不能概括全部内容的图书，就分别著录在相异类目下，以充分指示图书内容，便于读者查阅。如《伊尹》《太公》两书，分别见于诸子略的道家类和兵书略的兵权谋类，是为互著；《管子》归入诸子略道家类，其中《弟子职》一篇，裁出别归六艺略孝经类，是为别裁。
其著录内容，大致包括书名、篇卷数、作者小传、内容简介、图书来源和著成时代等。因为他撰《七略》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循目求书，所以不可能很详细的收录，如：“《老莱子》十六篇。老莱子，古之寿者。”又：“《周训》十四篇，人间小书，其言俗薄。”（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一般著录条目简洁，至多几十字而已，当系刘歆根据其父《别录》中所辑群书叙录得原文撮其指要而成，却又比班固《汉书。艺文志》详细得多。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七略》采取了全书有总序（辑略），大类有大序（略后序），小类有小序（种后序）和每书有内容提要的方法，来阐述各家学术流派，具有学术史意义。同时将百家诸类各种书籍，分门别类地展示于读者面前，这不仅开拓了读者的眼界，也给了人们一把打开各类专门知识宝库的钥匙，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正所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文澜曾给予《七略》极高的评价，他说：“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又说：“《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能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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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派的最终形成一般是以西汉建平元年（前六年）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为标志的。而纵贯东汉，清代又起的今古文之争也是由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四种古文经立博士引起的。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这件事，结果“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即以沉默表示反对。因此刘歆写下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们加以指责，说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忌，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以《尚书》为备（指二十九篇之《今文尚书》），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等等。并指出古文经如《春秋左氏传》、《逸礼》、《古文尚书》，都是从秘府旧藏取出，真实可信。将古文经列于学官是“辅弱扶危”，刘歆指出，《春秋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刘歆的这封移书，据实讲理，较有说服力，但是因其言辞过切，不仅招致诸博士的怨恨，也引起了一些执政大臣的愤怒，如大司空师丹即“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这场争论，以刘歆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失败而告终，刘歆也被下放到地方做官去了。但这次争论除博士们所谓“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之说，略带学术性质，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学术问题。且当时的博士都甚浅陋，大多没有见过古文经，更谈不上有所研究，故“不肯置对”。至于博士们一致反对立古文经的根本原因，则是为了垄断利禄之途，不愿古文经学派出来跟他们争饭碗。因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读经可以做官，著名的经师还可以做大官，今文经学得以迅速发展。到宣、成时期，即已由此而形成了“士族”这一特殊势力。金春峰在其《汉代思想史》中对此有很好的分析，其中有两段话说：“由于尊儒政策的确定，在社会上，在民间，经学取得了迅速发展，经过六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形成了‘士族’这一强宗豪族力量。……宣成时期今文经学确立全面统治地位，本质上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汉代经学重师法、家法，又形成‘累世经学’的特殊现象。每一经师，门徒众多，代代相传，党同伐异，壁垒森严，在社会上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势力和朋党。……经学的经师或‘家’的代表，往往是政府中的大官，相互援引荐举，门生故吏亦纷纷占据要津。于是上下左右，朝内朝外，盘根错节，势力更加牢不可拔。这也是经学在宣成时期能够确立统治地位的原因。”
这样一种由今文经学势力垄断政治和仕途的局面，仅凭刘歆的建议，就想让古文经学插足进来，将固有的格局打破，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刘歆对于古文经立于官学的努力对古文经学的流传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是宗孔子的，他们以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经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学说，所以他们解说经传偏重于微言大义，推阐发挥，其特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会经义，而不重视经文的本解。为此，他们传经的主要方式是口说师传，解经繁密驳杂，各有师说。这种方式解经时见精义，却不免沦入主观臆见之案。他们在六经中最为注重公羊学，就是因为《春秋》极为简略，他们尽可以随意发挥。他们解《尚书》《尧典》“曰若稽古”数字，竟用数万言来阐发。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写成的，不通小学，就无法研读古文经。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所谓“《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刘向、刘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由于文字训诂的需要，刘歆重视作为经书辞典的《尔雅》，曾撰有《尔雅注》三卷。而所倡《毛诗》与齐、鲁、韩三家《诗》之根本不同也在于毛公释诗兼诂、训、传三体，其书故名《诂训传》，如《关睢》中“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之类，“关关，和声也”等等。这样解释《诗》使读者能明了诗之本义，比海阔天空的微言大义更易为学者接受，所以后来，三家《诗》亡而《毛诗》独存。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家是宗周公的，他们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故为官书，六经所记为古代情形，皆系事实，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一位历史家，他对六经只是进行整理，加以保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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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勘的成就
刘歆校勘沿用其父之法，首先广罗异本。整理“中书”即皇宫所藏之书，如所谓“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藏，此类藏书是刘歆校书的主要来源与依据。清理国家教育机关藏书，即“太史书”、“太常书”及各博士藏书。另外还广泛收集私人藏书。这两类藏书则是参校的基本资料。收罗了每一书籍的不同版本之后，即进行校勘。刘歆等人利用各种异本加以比勘，删除重复，相互补充，编定篇目次序。与此同时，参酌诸本校勘字句。为此，刘歆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其一，校出脱简。其二，校出传抄讹误的文字。然后核定书名。刘氏所校之书，最初或无书名，或书名异称，纷歧不定。如《战国策》一书，仅中书之本就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六个不同名称。刘歆针对这种情况，又根据该书的中心思想，斟酌去取，重新确定为《战国策》。
经过一番整理，不仅使汉以前的书籍大都有了内容完备、篇目整齐、字句讹误较少的佳本传世，历代学者均受其嘉惠，而且开创了我国完整意义上的校勘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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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方面的成就
除了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刘歆知识渊博，他还在文学、天文学、阴阳五行学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文学方面，他的《遂初赋》、《列女赋》等文章均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刘歆还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这量器的铭文计算，他用的圆周率为3.1547，世有“刘歆率”之称。
从现存的材料看，他是主张历代兴衰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三统历谱》记录了他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历史上的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的历史学说，为战国阴阳家邹衍所创立。自此以后，人们都以这种学说作为王朝建立的一种合法依据，秦的水德制度和汉的土德制度皆是据此而建立起来的。但至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刘歆一改传统的五行相胜之五德终始说，而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来解说历史王朝的更替，从而创立了一种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与旧的五行相胜之五德终始说相对而言，刘歆的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则是一种新的五德终始说。虽然这学说在现在并不可取，但是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刘歆在他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对于文献学的卓越贡献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