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4
1920 年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课外讲演中首次畅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日刊》连载讲演记录。1921年 10 月，梁漱溟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不想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造成了轰动。“这本书头 4 年中一连印刷了 8 次，同时也把梁漱溟抬到了全国瞩目的位置上。”“一部学术著作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读者，这还是史无前例的。”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化哲学是他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主要体现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书中讨论了三个问题：文化的起源与类型；三种文化类型的比较；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预测。 意欲、直觉和理智是贯穿其间的三个哲学范畴。
“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这是梁漱溟讨论东西文化问题时首先提出来的问题，他认为要确定某家文化是如何，就是要知道它那异于别家的地方。即通过比较而达到此目的，与其他思想家不同梁漱溟不是进入文化史的领域寻找东西文化的差异，而是先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哲学，提出文化的三路向的主张。
他从“人生的意欲”出发，将中、西、印三方文化概括为人类生活样式的三种不同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往世”观念发达。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往世思想之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随后，梁漱溟从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及知识构成方法上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为了进一步说明中西文化之不同，他还引进了现量（感觉）、比量（认识论中的“理智”）、非量（佛学中的名词，用以解释“直觉的”）等来概括中、西、印度文化在解决问题、构成知识方法上之不同。
依照他对三种文化的考察，他提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之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中国文化在第一路未走完之下，走上了第二条路。而印度文化是在第一、第二路未走完之下，径直拐到上了第三条路。相比于西方文化，他们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所以“世界文化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
可以看出“梁漱溟对于世界文化的预测”有一主要思想贯穿其中那就是物质的需要是基础 ，道德精神是人的本质，终极关怀是人永恒的追求。由于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自己的物质基础，所以要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以弥补其“早熟”，在此基础上他确立了自己的文化理想。
同样是面对东西方文化冲突，胡适则认为“‘此刻’的问题，只有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问题，和用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寻求双方文化接触的时代如何让选择去取的问题，而不是东方化能否翻身为世界文化的问题。”胡适认为梁漱溟先生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寻一个简单公式，而不知简单公式绝不能笼罩一大系的文化，结果只有分析别的形式，而实在都是一堆拢统的话。”实际上，胡适是以他的历史进化的眼光来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主张。
胡适主要从两个方面指出梁先生论证方面的“拢统”问题。第一个是文化定位上的拢统，梁漱溟认为:“东方化是要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 ……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胡适认为梁漱溟的论断过于主观臆想，一种文化究竟能否成为世界文化并不是主观能断定的，而是要有深厚的客观依据的，还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所以说“这种逻辑是很可惊异的”。其次在文化分类上，在胡适看来，梁漱溟“又得一个关于三系文化的奇妙结论”，甚而认为已是拢统至极。“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拢统之至。”
关于中国文化是否必须要“翻身成为世界文化才能存在”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争论，实际是源自两者对世界文化认知的不同。在梁漱溟的观念中，似乎是一个共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就等于自认废绝。他将世界文化分为三种，貌似是文化的多元，实际上在他的认知中每个阶段都只能有一种文化作为主导，各种文化出现“轮流坐庄”的情况。这样世界不仅是共时的，世界文化也出现阶段性的一元倾向。而胡适则认为，“东西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笼统地下判断。要知道“世界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文化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世界上的文化“不能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个性的区别”。也就是说胡适认为的世界即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
其次，对于东西文化是性质上的差异还是发展程度上的不同，两者也有着分歧。从梁漱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预测，即“世界文化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可以看出，在他的观念中东西方文化是性质上的差异，所以必须取而代之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胡适虽未直接表明他的态度，但从“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时候有先后的不同”可以看出，胡适的观点更倾向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在发展程度上的不同。
胡适把“程度的差异”落实在“历史”之上，以之为论述的核心。他的种种辨析都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以从“各种文化的过去种种经过”，“看出各种文化的原形”。他提出，“凡是有久长历史的民族，在那久长的历史上，往往因时代的变迁、环境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解决样式”。中国、印度、欧洲三大系民族的政治史就是如此，“所不同者，只是某种制度（例如多头政治）在甲民族的采用在古代，而在乙民族则上古与近代都曾采用”。他更指出，在“思想史上，这三大系的民族都曾有他们的光明时代与黑暗时代”。胡适正是在历史之中，寻找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并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各有偏颇之处，然而并非意气浮乏之争，其中亦有诸多真知灼见。从表面上看，胡、梁之间的东西文化之争是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立场。梁漱溟和胡适面对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时，虽然对怎样向西方学习以及学到什么程度，观点未必一致，但都意识到在面向西方的同时需要维护中国自身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