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是互补关系说法正确。
政府与市场关系经历了逐步演变、与时俱进的过程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固态，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演变，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呈现出特色明显、丰富多彩的形态。
19世纪前期，资本主义经济处在发展的初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限，基本上扮演的是“守夜人”的角色。19世纪后期，随着与电力、蒸汽机、铁路、电报等新技术引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多，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斗争的高涨和社会对贫困问题的日益关注，政府对经济干预有所增加，但政府支出比重基本保持在GDP的10%左右。
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危机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调节社会总需求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盛行，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扩展，使政府的作用范围和力度显著加强，政府支出比重也相应上升。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成为第一个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受其影响，二战后一批国家建立了与苏联相似的体制，一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亚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在实行外向型市场经济的同时，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发展规划、直接投资等方式，对经济增长过程施加了更多的影响，取得了很大成功。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为理解和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大量具有长期意义的新鲜元素。例如，形成并长期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全党全民共识；允许和鼓励地方、基层实验，把好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全国性政策；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在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地区间竞争。
重视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必需的政治和宏观经济环境；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并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如此等等。这些做法和经验，有些是其他国家未曾经历的，有些为已有理论注入了新的实践活力，有些则对西方某些固有的发展观念提出了挑战。我国的发展道路正在引起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一是，即使是老牌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作用随着市场成熟程度和社会矛盾演变而变化，总的趋势是干预的范围扩大、机制复杂化；二是，后起经济体的政府可以利用已有的技术和知识，采取特定干预手段，加速追赶进程。
三是，市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要求政府相应发挥更多的作用；四是，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也会带来“政府失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平衡是动态调整过程，呈现出某种此消彼长的周期性特征；五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演变开拓新的视野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