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民族国家的诞生并非偶然。商业活动的日益扩展，催生了语言的交融，进而塑造了深厚的民族认同感，国家机构借此强化了自己的权力和职能，如税收与社会保障。
商业网络的形成推动了国家语言的统一，国家机构采纳商业语言，强化了国家的集体身份。然而，商业贸易的中断和政治分歧往往导致语言选择的分化，宗教信仰也成为阻碍民族统一的重要因素。
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在于中产阶级，他们视本国资本主义为发展基石，对外国资本持抵制态度。然而，底层的劳苦大众，在被压迫的境遇中，也可能被民族主义的旗号所吸引，形成同盟。但随着本国资本主义的深化，这些矛盾也日益显现。
进入现代，全球化对民族文化构成挑战。全球消费和管理模式削弱了原有的民族主义认同，贫困地区的旧秩序尽管仍有人坚守，但全球化秩序并非一帆风顺。在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中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时常以民族自治为借口，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往往导致冲突的升级。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面对民族主义，他们持有复杂的立场。克里斯曼认为，民族主义不应成为社会主义追求的中心，因为它可能导致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然而，全球工人阶级的团结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因此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必须警惕其潜在的对工人阶级的压迫。
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全球工人阶级的联合，这意味着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这无疑与帝国主义的利益产生冲突。这考验着社会主义者是否能坚定地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同时保持内部的团结与一致性，是一道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