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07
1637年6月，绍兴府上虞人氏赵德遴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东乡知县的文书，喜不自胜。男儿努力平生志，肯使功名落草莱。他来到赵家祠堂，跪拜了自己的先祖。之后，告别父老乡亲，带着家人及师爷,从上虞起步，行行重行行，先舟后马，再步行，再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来到了他的任所，即四川布政使司夔州府的东乡县。
赵德遴于天启甲子（1624年）举于乡，做过多年佐贰官，没有任知县的经历。当他率领他的家人进入县城时，他马上就感受到肩头沉甸甸的重量。在中国的史书上，东乡历来都是栖惶之地，人士稀少，近乎荒札。县衙也很狭窄，紧临文昌宫，与迎薰门处在同一中轴线上。这条中轴线穿过一个严整而又封闭的四合院，四合院按照明代官衙的范式，有规律的排列着县门、仪堂、大堂、二堂，二堂之后才是知县的内宅。中轴线的两侧，分布着佐贰官的办公场所、宅邸及吏廨、监狱及仓库。
赵公几乎带来了他的全家，有说7人，有说17人。有妻有妾，还有若干子辈孙辈。从1637年至1644年，赵公在东乡生活了近8年的时间，《东乡县志》（清光绪版）概述赵公的政绩，只用了几个字：多惠政,省刑薄赋。如何施惠政？如何减赋轻刑？所记极简，只说赵公下车伊始，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劝农问桑，大肆垦荒。二是向上级发出减免赋税的公文。
上级收到他的公文之后,有没有处置,不得而知，但时局却是越来越不好了。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率军猛攻 新宁 （今达州 开江 ），官军一触即溃，张献忠顺利入川。新宁与东乡比邻而居，新宁不保，东乡危矣。好在张献忠在新宁只是虚晃一枪，他主攻的方向却是湖北江西。实际上，这是张献忠第二次入川了。第一次是1634年，他攻取了巴州、通江、巫山等城，重庆、 夔州 一度吃紧。有没有第三次入川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赵公对形势有着清晰的判断，他无数次梦到，一只部队正黑压压地向东乡进发，从梦中醒来，他能摸到一脸的汗水。
赵公忧心如焚，他必须有所作为。他拜访了当地的士绅。士绅是传统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有的是解甲归田的武官，有的是退休赋闲的文官,有的是考取功名等待侯补的乡村知识分子,还有的是落地的秀才。赵公深知,面对强敌压境，他必须赢得士绅阶层的支持。面对越来越凶险的局面，士绅们纷纷献言，重点慢慢集中在守城和修械上面。
他回到县衙，知会主簿，马上通知相关人员，在衙门的二堂议事。县丞、典史及其他佐官很快到位，大家对时局忧心忡忡，悲观的情绪一度在大厅里弥漫。赵公直奔主题，面对“献贼”或“流寇”（明代出于战略上的藐视，他们把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称之为“献贼”或“流寇”），退缩与投降都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他部署了工作，结尾时，他铿锵有力地借用了孟子的一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士绅的支持下，赵公组织力量对城墙进行了修补和加固。他的前任知县们给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安徽人吴信筑土而成，始构城墙。江西人倪洪砌石加以楼橹。后又有几任知县多次修补，城墙已具规模。有门者五:东曰东安，南曰南宁，西曰西胜，北曰北固，小南曰迎薰，外环以濠。赵公亲临前线，指挥百姓日夜修城。半年后，城墙昂然而立，城高一丈六尺，周长五里，外环的大沟（护城河)深达一丈三尺，吊桥铁环，防备森然。城池一固，接着训练义勇。义勇由各里抽派，里把任务分派至甲、至牌。赵公任命典史为统领，峨城里的一名秀才为副统领，这一支杂牌军就这样像模像样的拉了起来。
时令到了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这一年，可怕的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农民军攻克 夔州 。 夔州 的位置极为重要，当时，夔州府直领十县一州，十县如奉节、巫山、新宁等，一州即达州（达州又领东乡、太平二县）。 夔州 一亡，达州孤悬在外。不久，农民军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 重庆 。重庆一破，达州及所领两县门户就被堵住了。
东乡只有弓兵、防夫、义勇等民兵组织，根本无法与即将到来的军队对冲。他亲自到达州求援，达州驻有卫所，统领几千兵士，但是指挥使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他说：“ 夔州 一毁，我们和朝廷断了联系。现在的情况，兵不知有将，将不知有兵，朝廷不知有我们，我们也不知朝廷，自保吧。”
噩耗像一只黑天鹅飞到了赵公的案头：皇帝在煤山一棵脖子树上上吊身亡,明朝灭亡了。传递消息的“行人”甚至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你也许是明朝最后一个知县了。他脑袋发蒙，心被揪成了一团，这对他的打击太多了。师爷跑来找到商量，师爷嘀嘀咕咕说了半天，其实就是劝他弃城而走。师爷最后说：“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赵公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师爷知趣地离开。
不久，就有确切的消息传来，一支一万余人的军队占领了达州。又有流言传来，太平县城陷。这样，东乡已铁桶般被围住，成为了一座无人可救的孤岛。
全城惶惶不安。师爷再次劝他想办法把家人送出去，赵公拒绝了：“我的家人只要一出城，全城的人瞬间就会跑光。不行，他们得留下。”
1644年10月下旬的某一天，东乡县县城一片宁静。知县赵德遴巡完城，带着师爷到多宝寺去小坐了一会。多宝寺是他常去的地方，那里有一老僧，名空海，从杭州的香积寺云游而来，两人很投缘，参禅、说古、喝茶，很有意趣。他和空海聊了一会儿时局，看看天色不早，遂起身离去。回到家，夫人准备了饭菜。他胃口很好，吃了两碗米饭，还有一盘萝卜丝。放下碗，天刚刚擦黑， 夫人拿来官服给他穿，他正在扣扣子,典史来报，城南的金榜山来了一伙武装人员。赵公问：“多少人？”回答说：“约一千人。”赵公问：“鞑子还是献贼？”回答是不知。
赵公命令：“击鼓，全城禁闭！”
不久,咚咚地鼓声从迎薰门传递开去,东定、南宁、西胜、北固递次响应。随后，赵公来到了迎薰门。登城一望，金榜山上锦旗猎猎，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了。
两个小时后，密探来报，这伙人是大西王张献忠的农民军，打出的却是抚南王的旗帜。赵公在心里叹息一声。抚南王名叫刘文秀，是张献忠的养子，他和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一起被封为四王。在四王之中，刘文秀声望最高，有名将之风，他虽起事草泽，但仪度温雅，柔和谨慎，用兵细致。
他马上召集县丞、主簿、典吏等人员到大堂议事。议事最终变成争论，又从争论演变成争吵。县丞说：“如果真是抚南王，那就只有开门投降了。”他的理由很充分，重庆、 夔州 这些万仞之城都破了，小小的东乡能奈何？重压之下，岂不成齑粉?到时,遭殃的还是百姓。
跟随赵公多年的师爷也失去了信心。他力劝赵公弃城而走。师爷的分析就像一张密密织就的网：“京城已破，皇帝吊死于煤山，王公巨富纷纷外逃。明代气数已尽，江山易主，不可阻也；李自成张献忠顺天而起，不可阻也；清兵入关，横行九州，天下皆碎，我等在此有何作为？为明代殉葬，不值当；为正义守节，正义又何在？”
典史气昂昂地站了起来。他义正辞严：“大明只是受了挫折。皇帝死了，还有新皇帝。皇城陷了，会有新皇城。”典史的意思，大明并没有全线崩溃，它会恢复过来的。
主簿失去了耐心。他认为：“明朝已经彻底倾覆，目前没有选择，只有投降。要说选择，就是选择投给谁，清兵还是献贼？”
典史啪的一啪桌子：“ 宁可站在死，不可跪着生。跑，跑什么跑？生是大明的人，死也是大明的鬼。”
赵公一直沉默不语。在赵公厚重的沉默中，师爷铺开一张牛皮纸，贡献出了他的逃城路线：买舟东行,先沿州河而上,入渠江,再入嘉陵江，再入长江。只要进入长江，就安全了。
赵公站起来,抓起他的牛皮纸撕得粉碎。他轻轻地说了一句：“死不可怕。 君子曰 终，小人曰死；舍身取义曰终，逃跑求全才是死。”
那天晚上，一切静悄悄地，想象中的战事没有发生。赵公推知，东乡被后河、中河、州河环绕，他们选定的攻城地点，一定是远离河水的西边。果然，第二天早上，战鼓山响，西边战事骤起。从西胜城楼望去，尘土飞扬，旌旗猎猎，一支骑着马穿着红衣的军队像洪水一样哗地涌到城门边。站在城楼上的赵公大腿颤抖了几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战争。对方挟强弓劲矢，大有立刻吞并东乡之势。守城的乡兵义勇，他们都是从普通百姓中临时挑选出来的，虽然经过训练，但没有丝毫的实战经验，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对方一冲锋，他们就吓住了，呆若木鸡，有人当场尿了裤子。士绅阶层再一次发挥了他们的作，某位生员率先向城下射出一箭，一箭之后，全体响应，一瞬间，万箭齐发，密如急雨。抚南王的军队只得退走
接下来的几天，对方在南、北、东三方都向起了冲锋，凌厉而又凶狠。他们想用速度取胜，典史组织的反击却滞住了他们，让他们欲速则不达。对方又投入了云梯，还用了投石车，巨大的石块砸进了的县城大街小巷，立时，哀嚎四起，死伤极其惨重。这更激起了普通平民的反抗，杀猪匠罗某在云梯攻防战中，掷去的那把杀猪刀正中一个头目的颈部，于是，攻城再度停止。
后来，怪事发生了。农民军在城墙四周扎下帐篷, 围而不打。这一招太狠了，赵公明白，只要围过二三十天，食尽粮绝，人心焕散，不攻自破。赵公来到城楼上，看到对面的人马悠闲地躺在帐篷里，偶尔还会传来他们的歌声。
东乡被推入了外无援兵内无储蓄的窘迫境地。志书记载，有说被围月余，有说被围二月。不管月余还是二月，对于东乡城内居民，却是一场血与泪、生与死的浩劫。粮食很快就吃完，然后掘地食鼠，再食树皮草根。几乎是每一天，多宝寺、文昌宫的和尚们鱼贯而出，他们走出宝殿来到大街小巷，为饿毙倒地的亡灵超度。
某天下午，赵公独自一人来到多宝寺。爷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了，县丞也遍寻不着。他没有了恐惧，也没有了忧愁，有的，只是空寂。
空海端来一杯泉水，赵公饮下。
赵公说：“城若破，一物也无。”
空海说：“无物常在。”
最后的结局，志书说法不一。《东乡县志》（清光绪版）云：“流贼陷城，（赵）被缚不屈,投井而死,妻妾子女俱从殉焉!”。《浙江通志》却是另一番描绘：1644年12月17日（此是崇祯17年，亦即是顺治元年），刘文秀的部队在防守薄弱的西边，深挖了一条长长的地道直达城中的城隍庙，当又饥又累的乡勇面对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部队，抵抗就成了一种象征。赵公和典史带领人马急急赶来，混战持续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典史死于乱刀之下，死相极惨。赵公的长袍上洒满了鲜血。他淡然地抹了抹脸上的血水。他对此早有准备，他的怀里揣着县衙的大印，他不能让这些被他视为神圣的东西落入敌手。他最后望了一眼城隍庙和通西大街，一声长啸，奔井而去，轰然一声，井里水花四散，不久，一切归于空寂。 报复开始了。全城被屠者十之八九，赵公的妻妾及子女悉被残忍杀害。满城血污，经年方淡。
康熙四十三年，东乡知县李士瑜为此写了一折奏章，朝庭站在维护正统的角度，下诏表彰。李知县下令填埋了西街那口深井，并在井上建立一座祠堂，用以纪念这位远道而来的悲情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