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03
明代社会，随着商人阶层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自然经济出现瓦解的倾向，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刺激了市民阶层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思想和欲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市井细民对自由幸福和爱情婚姻也有了大胆的追求，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女性，受传统封建礼教的长期打压，她们身上虽然还保留着一定传统保守的一面，但也有主动追求自由爱情，独立自主，大胆泼辣，敢于挑战传统“禁欲”思想，企图把握自我人生的诸多形象特点。
“三言”中就塑造了很多种这样的女性。
首先体现在对爱情和婚姻的主动追求上。
在我国古代，婚姻并不像是男女爱情的结晶，而更像是因为社会发展需要而约定成俗的产物，即我们今天所谓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传统的儒家纲常伦理中，用于婚姻伦理方面的主要是“三礼”——《礼记》、《礼仪》、《周礼》，儒家通过这些伦理来教化民众，以此来整顿封建社会混乱的婚姻状况。其中对婚姻的内涵儒家是这样阐释的“婚姻乃经过某种仪式之男女结合，为社会所许可者。”否则谓之同居或姘居，没有法律保障，不合儒家礼制，并且在儒家伦理中对女性的行为方式有很严格的要求，例如其中规定要女性“三从四德”、“妇同伏”等观点，就强调了女性在家庭中必须服从，隐忍，甘当配角的地位。由此可观，在我国古代，婚姻主要作为祭祀祖先以及延续后代的手段，而并非是世人相欢相爱，相情相愿的最终结果，且女性并没有自主追求爱情和选择婚姻的权利，伦理纲常中规定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理念则是女性基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身份，自由幸福于她们而言可谓是可望而不可即遥远。然而在“三言”女性开始有了独立自主追求爱情的意识行为，男女之间的婚姻基于他们相互爱慕，相互欣赏的基础之上。女性开始大胆选择自己喜欢的对象，而不是简简单单听从父母的安排。最典型的体现是《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文章中莺莺见到张浩告诉他“妾之此来，本欲见君……略诉此情。”她在一见面时就明确告诉张浩自己此行何为以及她心中一直对张浩所存的一片爱慕之心情，这种主动胆大的行为是以往时代的女子无法做到的，在对张浩的诉情中她如是说到“妾自幼年慕君清德，缘家有严亲，礼法所拘，无因与君聚会。今君犹未娶，妾亦垂髫，若不以丑陋见疏，为通媒约，使妾异日奉箕帚之末，立祭祀之列，奉侍姑翁，和睦亲族，成两性之好，无七出之玷，此妾之素心也。不知君还肯从否？”在这段神情又坦诚的告白中，莺莺主动大方，毫无闺中少女半点扭捏羞赧之态，将自己的倾慕之心与想要追随张浩一生一世的心愿表达得十分干脆而又利落。由此，体现了她敢爱敢恨，敢于冲破封建道德伦理的束缚，追求自己心中理想爱情与婚姻的勇气。除此之外，莺莺托尼姑惠寂给张浩送信，与之书信往来多时，以及后来主动约张浩来到东墙与他私定终身等等都体现了她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和勇于把握幸福婚姻的特点。同时，她还在追求的过程中体现出了自己的反抗精神，她并不会容忍男人的失信，不会在自己的付出与得到之间存在落差之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选择通过其他的方式做一定的争取。在后来张浩迫于季父的权威而不得不违心与孙氏联姻时，莺莺则一纸作状，将自己经历的情况诉于官府，以求公允，而最终得到真爱，与张浩得以相守一生。可以说，如果不是莺莺的果断与勇敢，此生她很有可能就会和心爱的人错过了。既然爱，就一定要说出来这样的行为在莺莺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她是幸运的女性，是那个能够把握自我人生走向，敢于追求自身幸福，能够通过努力让自己的所求最终得以实现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千千万万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
其次，女性开始正式自己的需要，自我意识不断觉醒，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不仅体现在对古代妇女“贞洁禁欲”观念的挑战上，而且也体现在女性渴望通过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与意义上，除此之外，女性已经不甘愿只做为男人的附庸，而是对伴侣的忠诚度和可靠度有了一定的要求。
在我国古代，男子可以周游天下，访花问柳，到处留情，而女子始终被困于闺房之内的方寸之地，见不得人间诸多精彩，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事实上，在情欲方面，男女都一样，都渴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给自己一定的关怀，一定的安慰。然而传统的道德伦理却深深压抑着人们心中的情欲，特别是女性，一直被“三从四德”的妇道观念所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一副容忍大度的模样，当然也是常常被忽略和冷落的对象。儒家强调以“礼”来整治人的大欲，把人的情感归于“礼”的管制之下。但到了明代，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封建势力的日渐式微，再加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王阳明等思想家的“心学”观念的影响，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已经不能够适应当时人们的心理需要，自然被渐渐淘汰掉。当时很多思想家公开反对朱程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他们主张正视人们正常的生理欲求，鼓吹个体感官享受，女性也不再过分重视传统封建礼教下的贞洁观念，而是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和生理欲望。作者对一些“红杏出墙”的女子并没有过分的批判和谴责，而是给予她们理解和肯定，最终都给她们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如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本是一心一意等待外出经商的丈夫回归钟情女子，但世事难料，蒋兴哥由于中途有事耽搁而未能够如期赴约，陈大郎又与薛婆用计使得涉世未深的王三巧步入圈套，最终长期等不到爱人回归的王三巧爱上了陈大郎，并将丈夫留下的珍珠衫赠与他，如果她当时没有将这衣服给陈大郎，也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麻烦事，由此也更能体现出王三巧的爱之深，情之切。我们看似她的行为有违伦理观念，但实际上也是当时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内有薛婆的唆使磨合，陈大郎的柔情似水，外有丈夫一去不回，杳无音讯，再加上她自身也是新婚不久，具有正常的情欲及对爱的渴望。后来东窗事发，蒋兴哥休了她之后，她并没有心生怨恨，而是一直心存一份愧疚，并且后来蒋兴哥遇难，是她苦苦哀求现任丈夫动用手中的权利力保住了他的性命。由此看来，王三巧她不过是一个具有七情六欲，有情有义的，渴望被人重视和看见的普普通通的女子而已，她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禁欲”观念，这也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人性解放的具体体现。
除此之外，“三言”中还有大量笔墨是用来描写女性才能的，直至今天，女性独立依然是我们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然而究其根本，女性独立最关键的并不是人格独立，而是经济独立，让女性的价值得以发挥，让女性的才能得以发展，她们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自身的独立，摆脱自己依附他人的命运。
但在我国古代，通常而言女性所受的教育十分有限，主要以德育为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教化女性，使她们顺从丈夫，侍奉父母公婆，勤俭持家，遵从封建礼教，以夫家为主要服务对象，为夫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与男者学业于外，志于四方不同，女子为学“正洁于内，志于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女教中智育方面较德育而言是微乎其微的，古代对女子的智育基本处于识文断字，文化书算的启蒙阶段。正统女教强调的“妇人识字多诲新淫”、“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严重地扼杀了女性自我才能的发展，而自身能力的薄弱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女性独立的困难。而在“三言”中并不乏有才干有谋略的女性，比如在《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赵春儿作为妻子，妓女出身的她并没有遵从封建礼教中束缚女性的条条框框，面对不争气的丈夫曹可成，她劝诫曹早日收住玩心，做些正经事，她长于谋划，精打细算，用自家有限的财力，与曹可成商量着赎田种地，而丈夫并没有脚踏实地地开始他们的平凡生活。计划失败后，她又帮曹可成出主意，让他去童村教书赚钱，以补贴家用。而她自己也辛辛苦苦纺织十五年，存下大量的钱财，后来丈夫要去做官时，她慷慨相赠。经过她的努力，浪荡成性的曹可成终于走上正途，成为了万民膜拜的一方清官，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事业。文中的赵香儿不仅勤于持家，而且精于计划，她在挖出自己埋在地下的钱财时让曹可成拿去外面称重，后来曹回来的时候如实报道钱财的斤数，她才放下了对曹的戒备之心。除此之外，曹说自己要去做官像她要钱的时候，她要求曹去拿到官府的文书，方能放下尊严去亲戚家里为他筹钱等细节均体现了赵春儿聪明、有心眼、有规划，有才能的性格特点，她是那个时代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女性的代表。除了赵春儿，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在要求李甲赎身时将自己的一百五十两银子交与李甲，让他再借来剩余的一半，以此骗妓院里的老妈妈放下戒备之心。在跟着李甲离开时，她借姐妹赠礼为由，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带了出来，以便满足将来和李甲共同生活时的所求所需。由此可见，杜十娘是很有底气的女人，面包她自己给得起，她所需要的只不是李甲能够给她的爱情而已。杜十娘则体现了女性的选择权，她并不是为了生存的基本需要而去依附一个人，她是因为真心喜欢才选择的李甲。
除了女性的才干之外，“三言”中女性意识的觉醒还体现在对自身尊严的重视上，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再是被“物化”了的男人的附庸，而是独立的，有尊严的合格的人。在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在家庭中往往没有话语权，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而女性只能忍受和等待，没有自主选择人生的权利。但“三言”中的女性开始对自我有了足够的重视，在遇到问题时她们开始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深明大义地为家庭和丈夫牺牲自己的意愿。除此之外，女性对自身伴侣的纯洁性和忠臣度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她们会要求伴侣一生一世只爱她一个人，在一夫多妻制的古代中国这是十分超前的思想。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一片真心，愿意跟随李甲一生一世，但她不料李甲就因为半路偶然相识的孙富的一番洗脑，并且因为贪恋孙富的钱财就将他们二人多年的恩情抛诸脑后，将她卖给了孙富，如此薄情寡义，显然并非良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杜十娘并没有可以挽留，而是不动声色将自身所有的钱财撒入江中，最终投江自尽。这是出于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体现了杜十娘的彻底与决绝，也体现了她的忠情与勇敢，带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再比如在《赵春儿重旺赵家庄》中当曹可成告诉赵春儿自己要去做官时，赵春儿言道：“你真个要做官？只怕为妻的叫奶奶不起？”这里赵春儿的意思是怕曹可成将来达官显贵时另找妻子而忘了自己，从中可以看出赵春儿对婚姻中伴侣的纯洁性有很高的要求，在重男轻女的古代，这样的要求很鲜明地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总之，在冯梦龙笔下的“三言”中，女性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她们或敢爱敢恨，或足智多谋，或决绝刚烈，她们不再以贤淑，温顺，保守的姿态存在于生活中，而是努力活出自我，成为了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