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特》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商业文化的经典之作。它使人看到了那个时代美国的物质崇拜，看到了商业文化怎样发展和风行起来，看到了美国文化与商业文化有着怎样的渊源。它还使我们看到了商业文化走向异化后的种种弊病，看到了发生在那个年代末期席卷美国及至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的部分起因。
在《巴比特》中，辛克莱·刘易斯以小城泽尼斯为例，首次披露了美国整个国家都盲目遵从标准化与一致性。所有的戒律和道德准则都标准化了。人们必须遵守它们以成为标准公民，从而使自己变成一群头脑空空、完全丧失个性的人。“他们唯一的存在就在于群体中，自然而然要为群体的清规戒律而奋斗拼搏。除了标准化及与人一致之外，他们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因为他们个性的源泉已经干涸了。”一旦离开群体而生活，他们就会感到不安全、不稳定。这样一个阶层的价值标准左右着其他人。如果有人想在这社会中生存下去，他就必须抛弃他原有的价值标准和处事态度，与大众的价值标准保持一致。他将变得更加毫无保留、更加坦率，最后趋于失却所有的个人观念而与其他“队”员享有一样的东西。他必须遵守社会规则，从而与人们的期望相符，因为每个人都在这么做。不然的话，他就会受到孤立。
辛克莱·刘易斯在小说中讽刺并抨击了这一社会现象。他把乔治·福·巴比特及其同伴成功地塑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典范。泽尼斯，即巴比特及其同伴们的居所，是个彻头彻尾的标准化城市。由于巴比特住在泽尼斯，属于泽尼斯，所以他无疑就会被局限于与人保持一致的阵营内。书中大部分情节中，巴比特都是个十足的标准公民和传统观念的遵奉者。他必须做个标准公民、遵奉传统观念、憎恶波希米亚主义、忠于共和党，同时反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激进主义。他还必须是个标准商人，工作勤勉、努力赚钱，使生活更加美好。他也必须做个标准父亲，对孩子要慈爱有加。甚至连他的私有物品也是标准的，应该足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成功商人的身份。巴比特还是个传统观念的遵奉者。他没有任何主观创造性及独特的思想，所以，要他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简直比登天还难。他所有的思想和观点都和其他人一样。如果其他人没有给他提供思想和观点，他就丧失了他雄辩的口才。因此，他的政治是集体的政治，民众的政治，而他的信仰则是一种不带任何主观主义的公共惯例。他的所思所感正是其他人的所思所感。所以，他的所有活动都是同其他人分不开的，同时也得到其他人的证明。他的声望及事业都与其他人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可以把他推向荣誉的顶峰，如选举他当促进会俱乐部的副主席、推举他在泽尼斯房地产委员会上发言，而这也确实使他出了些名。同时，他们还能把他驱至孤独与没有朋友的地狱以及提心吊胆、优虑如焚的牢囿。因为他的生命线——生意已受到威胁。马克·斯柯勒把巴比特这一形象归结为：“他自己全然不是个创造者，他的成功依赖于社会关系。他没有控制权，只有通过参与而使自己平安无事。他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大肆吹嘘、大声吹棒，为整个群体大唱赞歌、大声叫好，嘲笑所有的不同论点，否定所有的不同意见—只是和众人一起往前爬行而已。”所以，标准化和一致性是一种很强的社会习惯。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它们。诗人琼·弗林克只能在喝得烂醉的时候才能透露出他那已惨遭挫败的抱负。推销商保罗·赖斯林全然的反抗却只招致谋杀妻子的罪名，并因此银挡入狱。巴比特也试图逃离群体，用自己所喜欢的方式生活。于是，他便开展了一系列反抗性的活动。他比家里其他人早几天跑到缅因州去，好让自己快活几天。他还和指甲修剪师调情，跟一个寡妇做爱，还与波希米亚人瞎混、跳舞、喝酒、性交。他甚至变得有自由主义倾向。然而，就算他的朋友们能容忍得了他与妇女调情及狂喝滥饮，但是，他们也绝对受不了他哪怕是很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于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以使他回心转意。他们劝他参加“优良公民联盟”。他对此加以拒绝，却遭到朋友们的全然孤立。他似乎还失去了他曾为之洋洋得意的所有声誉。一年一度的市商会午餐会上不再邀请他发表演说，不再邀请他去参加奥维尔·琼斯举办的打牌晚会。每个人都在低声议论他。更糟的是，他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由于迷了途，他将在生意上失去很多。巴比特被置于如此不利的境地。每个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站在他的对立面。他已无力承受这种压力。事到如今，他已别无选择，只得与其他人妥协，向一致性举手投降，回到他的朋友们当中。他再次变成标准化和一致性的楷模，既赢回了朋友们的爱戴和尊敬，又赢得了自尊。
标准化和一致性是当时的一种不良社会现象。像巴比特这样的人根本无法摆脱它而只能追随它，这就是为什么曾有意成为自己的巴比特最终却完全失败的原因。虽然他向儿子说明了这一点，希望他儿子会比他做得更好，但对他自己来说，他想逃脱的努力已完全失败。辛克莱·刘易斯在此以巴比特的经历作为例子，有力地攻击了标准化与一致性。它们的势力如此之强以致成了人们的精神枷锁。有些人受其束缚却毫无感觉，反而乐在其中，其他人呢，虽然意识到这令人讨厌的限制，却又无路可逃，只好忍受着。这正是辛克莱·刘易斯的抨击目标之所在。
其次是利润或利益原则成了带普遍意义的指导原则通行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品的主人公巴比特在业务和生活交往中忠实地奉行这个原则。在业务上他有一个长期的伙伴泽尼斯公交公司，双方维持长期业务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巴比特先是借公交公司的名义购下了金莺谷高级住宅区的地皮（见第四章第四节），从中赚了一大笔；后来又是公交公司的头头把林顿大道公交线路要向前延伸的消息提前告诉了他，使他能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前在那一块地方低价抢购地皮，不用说又能赚上一笔；再后来公交公司要在郊区兴建修车厂，跟巴比特发生的地皮纠纷，又是了无声息地解决了，只是随后巴比特和公司头头的账户上各自增加了几千美金。在社交生活中也是如此。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和利益就积极交往，逢迎巴结；反之就敷衍，就回避，甚至拒绝，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是很多的。比如巴比特对利特菲尔德和多普尔布劳这两位邻居完全不同的态度，比如巴比特的会友们在巴比特出名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
一次大战后社会繁荣的现象之一便是实利主义在美国的流行。当然，这一点也逃不脱辛克莱·刘易斯敏锐的观察力。通过巴比特这个典型人物，辛克莱·刘易斯揭示了一个沉溺于商业主义和实利主义的国家。在这块物质富足的土地上，金钱与富裕成了最重要的东西，而真诚、真理、神圣则退居次要地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钱和财产来衡量的。只要你富有，你的社会地位便高，你也就会受其他人的敬慕，成为一个人人都想与你交往的人。在这种情势下，人人都挖空心思去赚钱，而要达列这一目的，生意兴隆便被当作一条最好的捷径。主赚钱这一动机驱使下，商人们甚至把商业道德弃置一边而不顾，贿赂、欺骗、威吓、共谋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巴比特为什么冒险和一个投机商做生意，逼迫房屋出售者以低价卖出房子而从中嫌取佣金的缘故，而通过支持卢卡斯·普劳特竞选泽尼斯市市长，他接受了一条秘密信息作为回报，这又为他点得了一大笔收入。难怪巴比特会被他的伙伴之一谴责为“不诚实的人”。
泽尼斯的人们热衷于实利主义及商业主义，但在文化上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几乎没有一个人被描绘成是真正的学者。以巴比特为例，他是个无知的人。“除了知道善于投机的营造厂商那几种房子式样以外，他对建筑一窃不通；除了懂得曲径的功用、草地、以及六种常见的灌木以外，他对园林景观也是一窃不通；甚至连最普通的一些经济学原理，他也还是一窃不通。”他对警力、教学等等都一无所知，更为可笑的是，身为房地产商，他居然对一所居室至关重要的卫生设备也一无所知。他把没有燕尾的晚礼服叫做“塔克司”。尽管他很欣赏一切机械设备，却对它们所知甚少。他的阅读面极窄玉最喜欢的文学和艺术仅仅是（鼓吹晚报）上面的连环画，上面记录着这类平庸琐事，如“马特先生向杰夫先生扔臭鸡蛋，妈妈用拼面杖来教训爸爸别说粗话。”他的卧室中确实有一张英国狩猎图的复制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音乐和画画真有兴趣，而只是因为这是大多数住在芙萝岗的家庭中都有的装饰品。他结婚时收到的礼物——三本书籍，以及客厅中摆放的钢琴也都是装饰品，而非有用之物，因为在所有的家庭成员中，只有年仅十岁的小婷卡才读过那些书、弹奏过那架钢琴。如此文化局限只能导致个人乐趣的局限。可悲的巴比特在寻找乐趣方面简直不知所措。他觉得自己和太太之间没有真爱；和朋友们则缺乏理解。他甚至没有一种自己真正全身心投入的嗜好。虽然他很热切地寻找娱乐和消遣方式，可他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娱乐和消遣。文化局限加剧了像巴比特这样的人的头脑空虚，而由这些头脑空空如也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就只能是空洞的社会。
在大众文化的消费对象中，青少年所占比重在逐渐增加，因大众文化能带给人们感官上的愉悦感受，更迎合青少年追求快乐、刺激的个性。小说中出现的三个青少年分别是特德，17岁；婷卡，10岁；尤妮斯，17岁，在他们身上大众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更深远、更广泛、也更彻底。婷卡要求至少要和别的女孩一样，一周看三次电影；尤妮斯则除了有关电影明星的年龄和报酬之外对其他的数字一律不感兴趣，并且潜心研究各种电影杂志，关注明星新闻；特德唯独对汽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都是在大众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由此我们可以察觉到刘易斯更关注青少年的发展，对美国未来表示担忧。这一代人从小就植根于大众文化的土壤中，空气中也无处不存在大众文化的气息，他们身上已然没有昔日父辈们的传统，他们能否担当起今后的重任，能否继续实现当初美国的梦想，这些忧虑都隐含于刘易斯的字里行间。尽管刘易斯对美国现实进行深度甚至是无情的批判，但是正如他所说，在他自己看来“美国永远是希望。他爱美国，但是不喜欢它，因为它仍旧不过是希望”。他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希望消失于大众文化中的下一代身上，他更不愿意看到他“爱的美国”在轰轰烈烈的大众文化中演变成一出闹剧，刘易斯运用他所擅长的言语将他的忧虑传递给大众，以此来引起大众清醒的自我认识。
虽说文化局限是个次要主题，但也加强了小说中辛克莱·刘易斯对社会的批判力，而对社会的批判正是辛克莱·刘易斯小说的主题。
在小说《巴比特》中，辛克莱·刘易斯最成功的抨击之一便是出色地描绘了一种被称为巴比特们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形象，而他们的代表人物便是主人公巴比特。巴比特们于是成了中产阶级市侩阶层的代名词。辛克莱·刘易斯尽可能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的生活，并揭示了诸如自鸣得意、势利与虚伪等他们固有的特点。
像巴比特这样的巴比特们在某种意义上说缺乏自知之明，而自鸣得意即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生活在泽尼斯这样的小城里，他们为自己的小城感到无比自豪，相信泽尼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它完美无瑕，全世界都得效仿它。无疑，它有光辉灿烂的前景，而所谓泽尼斯精神——“为胜利而斗争的决心”鼓舞着它的居民们。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而他们作为这样的一个完美无缺的名城的居民则是好公民，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在这个城市里，“男人威武豪放，女人温柔娴静，孩子聪明活泼。”泽尼斯如此完美，任何谴责都是不怀好意的。事实上，不道德的风流韵事、谋杀犯罪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可是他们不愿承认。他们也不承认泽尼斯只是美国的一个小城，而且是一个世界上不值一提的无足轻重的地方。他们更不承认自己思想狭隘、沾沾自喜。所有这一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的心态是相符的。当时，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是放射出锐气、力量、进步以及支撑及教导世界的哲学原理的中心。”这也许就是辛克莱·刘易斯抨击泽尼斯人自鸣得意的隐含目的。
与中产阶级自鸣得意和势利的特点结伴而行的是虚伪这一恶习。他们经常想，均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表面上，他们是标准公民、守法人士、有道德的正派丈夫，而背地里却与此截然相反。在禁酒年代，这些标准公民本应是这一戒律的卫护者，可他们却在家自制啤酒大喝特局。他们对酿酒法非常感兴趣，聚在一起的时候使互相交流。不仅如此，一有晚宴或聚会的时候，他们便想方设法弄到酒来招待客人，虽然这是违法的，而且价格比平时高得多。然后，在酒性掩饰下，他们大发劳骚，包括禁酒令，说这侵犯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但在公开场合，他们虚伪地赞成禁酒令，似乎在坚决执行。正如辛克莱·刘易斯对巴比特所指明的：“他赞成禁酒，但他自己并不身体力行；他称赞限制汽车超速行驶的法令，但他自己并不遵守。”这一断言对巴比特们的每个成员都是适宜的。被称为标准公民的虚伪还从其虚假的道德上得到体现。外表上他们都是道德家——对妻子很忠诚，对孩子很慈爱，似乎沉浸在家庭生活带来的幸福当中。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却觉得受到家庭的限制，经常有逃脱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巴比特要在他家人到达之前早几天到缅因州去度假的缘故。在性生活方面，虽然他们的妻子很忠贞，可他们总在寻找与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在这方面，巴比特也可充当典型的例子。虽然他对妻子几乎没有爱情，但表面上还是很忠于妻子。而在内心深处，他经常沉溺于与想象中的梦中情人幽会做爱，还总是把这一梦中情人与自己周围的女人对号入座。离开泽尼斯到外地去参加房地产董事会联会时，他和其他标准公民一起去喝酒、看表演、甚至到街头去寻找“女郎”。最后，他揭开了虚伪的面纱，背叛了妻子，和寡妇丹尼厮混。通过保罗·赖斯灵的嘴，辛克莱·刘易斯揭示了巴比特的虚伪：“我的天哪，你对道德问题竟然看得这样认真，老乔吉，我真不乐意去想，你骨子里必然是不道德的。”
以上这些便是二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商人的特点，他们既标准化又一致化；既注重实利主义，又带文化局限；既自鸣得意，又势利虚伪。他们形成了标准城市泽尼斯的居民。应该注意的是，辛克莱·刘易斯在此用了提喻法，即以局部代表了全体。泽尼斯代表着全美国的小商业城市，而巴比特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所有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巴比特）讲述的不只是巴比特一个人的事，而是所有的巴比特们。一句话，辛克莱·刘易斯的抨击带有普遍性的意义。它是具体的，但在全美国国土上又是共同的、普遍的。 ”在《巴比特》中，成段的细节描写将人物的习惯行为生动而具体地展示给读者，要讽刺生活就是要描写生活，被嘲笑的东西必须同时被展现出来。作者总是自觉力求最大限度的真实可信，一字一句地向读者提供生动详尽的细节。他继承发扬了以美国幽默艺术大师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也吸收采用了英国文学讽刺大师狄更斯在小说中常用的缜密细致、生动逼真的描写手法。商人康拉德·莱特的外貌是这样描写的，“他眼睛底下有两块半圆形的凹窝，像是被银元压过之后留下的痕迹。”在描写巴比特如何戒烟时，作者写道：“他戒烟每月不少于一次，这一戒烟的过程和他身为殷实的市民，真可是相映成趣，他承认烟草有害，发了狠心，订出了戒烟计划，逐日减少吸烟次数，逢人必说修养德行的乐趣。两个月前他画了一张时间表，规定抽每一支的具体时间，欣喜若狂地把相隔的时间拉长，结果见到每天只抽三只雪茄。可惜后来他的这张时间表也不翼而飞了。一星期前，他发明了一个新花样，那就是把雪茄盒放在办公室不常使用的抽屉里。”可过了不到三天，他又动不动就离开自己的写字台，走到柜子前，取出一支雪茄，就这样，他总是故态萌发，还不停地找借口来安慰自己：“事实上，他样样都做到了，就是没有戒烟。”
反语、幽默，本属与讽刺相提并论的美学范畴，这种平行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具有彼此互相影响、渗透、交融的特点。反语、幽默可以辅助讽刺来更好地完成瓦解丑的任务。刘易斯的讽刺不是单一技巧的孤军奋战，而是充分调动一切可能的积极因素来共同抗敌。他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视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段，使得以讽刺所达到的批评具有语气上的或轻或重，否定程度上的或深或浅，充分表现出了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反语往往是用赞美的肯定形式来表达批判的否定内容，不是锋芒毕露，而是比较含蓄间接地传情达意。“巴比特正如泽尼斯绝大多数市民一样，认为他的汽车就是诗和悲剧，爱和英雄主义。”商人骄傲自满，为自己有新建的洋房、新式的汽车和豪华的家居而沾沾自喜。正话反说的方式使尖刻的嘲笑戴上了含蓄的特点，语气缓和而不失杀伤力。同时幽默做为“缓冲剂”在指责中加入了爱怜，那笑就像是大海的泡沫一样闪亮却苦涩。立体的、多面性的人物形象展示出来，读者也将谴责的目光从人物个体转向社会制度自身。
在小说中人物的自我暴露经常以这样的可恶形式表现：他们不停地高谈阔论，讲述自己的观点，听起来好像有根有据，可讲到最后往往是自相矛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巴比特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表述自己对劳工问题的看法，“一个好的工会，它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拒不接纳那些破坏财产的激进工会。不过，可不应该强迫人家加入某个工会。所有企图强迫人家加入工会的劳工鼓动者通通都得绞死。事实上，咱们关起门来说句话，任何工会都不应该单独存在，与工会作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每一个商人都应该参加雇主联合会和商会。联合起来就是力量嘛，所以我说凡是没有参加商会的自私鬼就是非得强迫他参加不可。”读者读完这一段后想到的是巴比特本人的确应该被绞死。
刘易斯创作《巴比特》时，传统斯文的现实主义和那种高雅、只供人消遣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已经过时，许多年轻作家纷纷另辟蹊径、推陈出新。在《巴比特》中，他一方面力图用自己文献式的现实主义方式揭露批判现实生活的丑陋和虚伪；一方面大胆探索人性的内涵，在作品中表现为对巴比特行为的谅解同情，从而使作品带上了明显的复调特征。小说到结束一直保持了这两种矛盾的声音，但正是这一复调特征使作品获得了不断强化的情绪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巴赫金指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叙述人，也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能把一切事情看得那么清，把一切线索都理得那么清，把一个个故事都讲述的那么完整，因为他自己的灵魂深处也有可能是割裂的，自相矛盾的，在他进行人物设计和情节讲述中，可能会无意识地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在故事中流露出来，这样不仅不是什么坏事，因此也就可以把自己表露的更加深刻。复调小说，其实，就是指作者自己多个人格的对话。小说创作者树立这种复调式的小说创作理念，其作品必然更能反映人性在现实社会的真实的状态。”换言之，刘易斯这种复调叙述方式在再现人的矛盾和复杂的思想感情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魅力，使小说更加真实，从而让刘易斯在当时美国多样化的文坛中独树一帜。
这种复调叙述方式所具有的模糊性和泛指性远比确定表达更具时空广延性和艺术张力。“从艺术语言来看，未定性与空白就是一种无表达的表达，是对不可表达植物的反向表达，是通过对可疑表达之物的表达来暗含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小说《巴比特》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人们肯定当时的价值观，都想发大财，想被人羡慕，想成为上流的一份子，这就导致了价值观的单一性，从而导致社会只有一种话语，那么只有受这种话语宠爱的少数幸运儿才会感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大多数人都会被这种价值观所否定，而他们又找不到其他的价值观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依托，所以人们既爱之又恨之。对于这种模糊的心态，如果仍然要把它直接具体化，就会减弱作品的真实感。刘易斯的叙述方式就是对这种不可表达的的一种反向表达，尽管有时这种叙事方式不免有些模糊，但却较好地衬托出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引导读者在阅读中去体验这一复杂模糊的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