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12-21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有权自主决定以什么方式参与经济过程以及如何生活，然而，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在个人生活中仍然有可能遇到没有他人的帮助和共济，就要陷入困境，为此，社会有责任来保护个人渡过难关。在此背景下，社会保障计划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的生存风险包括疾病、年老、疾病、死亡、失业和工伤。社会保障的作用是在社会需要的情况下支持个人。
养老保险又称老年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三大支柱之一，而社会保险又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一整套机构，采取相关措施强制劳动者及其雇主缴纳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退出劳动就业时，可以从养老保险基金中领取养老金，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1889年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对老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义务养老抚恤的国家，随后，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如，丹麦，1891年；新西兰1898年；英国1908年；瑞典1913年；巴西1923年；美国1935年；芬兰，1937年，日本，1941年；瑞士1946年。养老保险制度产生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期间，使养老保障从家庭走向社会，最终成为各工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产生及发展到现在，中间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也使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重重困难。养老保险制度的产生和曲折的发展历程向我们昭示着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法治背景。国与国之间在上述因素的差异，必然导致其养老保险制度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存在差异。然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又存在一些共同的元素，即构成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性问题、理论性问题。为此，必须对这些深层次的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予以疏理，筛选出具有现时代意义的基础性理论为我国立法所用。
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都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以说明其合理性。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产生和发展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变革，也存在其自身的理论依据，其中既有社会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的贡献，也有经济学家的贡献。所有这些理论学说的产生有其特定社会发展背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原因。然而，纵观这些理论，既有一定的趋同性，又有一定的对立性；既有历史的局限性，又有时代的超然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分析
（一）工业制度理论
工业制度理论[i]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带来的各国经济的复苏，该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该理论认为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福利计划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有助于维护社会平衡、满足现代经济的资金需求、对工业化进程的技术规则做出的响应，而政治因素几乎不起作用（ Pampel and Williamson,1988; Williamson and Weiss, 1979 ）[ii]。
该理论学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慈善事业领域由于工业化进程而出现了趋同现象。工业化进程改变了劳动力结构，农业人口大量流向城镇成为产业工人，自我雇佣被有报酬的劳动替代，随着出生率下降、人口结构老化，使家庭内部的老人赡养负担加重。上述变化改变了社会资助、家庭以及社会团体的传统形式，对政府提出了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的要求（Kerr,etc.,1964, p.152）。养老金计划的倡导正是对现有养老计划所做出的积极反应[iii]。因此说，公共养老金支出和其他社会保险计划最本质的起因是经济发展（Wilensky,1976，P. 13）；不过，经济发展对养老金支出所产生的大部分影响是间接的[iv]。
根据该理论分析可见，工业化发展引发劳动力结构变化和城市化发展，由此进一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服务以及提供这些服务的劳动的需求增加，对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的需求增加，由此，引发对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的需求增加。而反过来，经济的发展正好满足了这一的需求增加。
（二）社会民主理论
社会民主理论[v]。该理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时代，强调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20世纪后期，该理论流派注重推介各种社会福利计划，注重增加工人阶级真实收入的再分配计划。社会民主理论认为，政府在公共养老计划和其他社会福利计划上的支出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养老金计划的支出的表明了劳动者在与资本的阶级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福利国家通常被看做是阶级问题。福利计划的相对支出水平代表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平衡。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工人在经济领域内受资本家的控制；但在政治领域内工人能够获得力量，通过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的国家福利支出计划同市场的消极影响相抗衡。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水平也被视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和代表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政党之间进行民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vi]。
该理论从阶级对立、阶级冲突的角度诠释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原因与基础。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较为严重的国家里，这一理论有利于指导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组成强有力的政党，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争取改善和提高无产阶级生存质量。
（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称垄断资本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但20世纪60、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强调阶级结构、阶级冲突和阶级决定社会福利等阶级政策的观点[vii]。但该理论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国家会不时作出从短期来看有利于劳工、但长期来看是维护资本利益的决策。在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的社会保险计划支出上，国家是被用来控制劳工的一种机制，而不是劳工获得的胜利。养老金支出是一种阶级内部的利益转移而不是阶级间的利益转移，即养老金支出是同一阶级内部从一部分人转移给领一部分人。因此，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险支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公共养老金的支出流向剖析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本质。即利益的阶级内部转移，而不是阶级间的转移；是阶级内的互济，而不是阶级间的互济。阶级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阶级矛盾、阶级利益冲突、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四）新多元主义理论
新多元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阿列克斯·德·托克奎威尔（Alexis de Tocquewill）的《美国民主（1840－1976）》。该理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证考察基础之上，认为，社会政策是各种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利益集团对制定社会政策具有影响力。因此，公民要想影响政府的决策，其方式是同他人共同组成一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保护功能，可以通过倡导符合其利益的政策变革来反对与其自身利益相抵触的其他利益集团所提出的政策变革，以实现本利益集团所追求的目标。民主社会最典型的结构包括大量的互相牵制的利益集团，这有助于减少冲突，鼓励妥协、培养平等。养老金政策正是多种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
新多元主义理论从利益冲突和利益集团的角度诠释社会政策产生的原因和基础。从该理论的分析可见，社会的利益结构不是简单的二元的，而是多元的。任何社会政策的产生都是建立在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斗争、彼此妥协的基础之上。
（五）国家中心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家中心理论流派从国家结构对公共养老金政策的影响角度出发，论证国家在公共养老金政策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国家某些结构特征、历史发展背景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模式等对象公共养老金这样的重要社会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影响。此时，国家被看作是介于各种阶级或非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中性组织。国家的参与以及国家的结构特征已经成为老年保障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国家中心理论众多观点中，一种观点认为，民主水平与养老金支出存在关联，换句话说，民主水平对养老金支出有积极影响。政治竞争越激烈的国家养老金支出数量越多（Pampel and Williamson, 1988）；或者说，在民主国家里会更早引入社会保障计划（Cutright, 1965）。特别是选举制度会导致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出现周期性变化，通常在选举前呈现增加态势。此外，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集权程度高的国家，其决策组织会推行更加慷慨的养老金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Deviney, 1983）；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相比具有更慷慨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和社会福利计划（Castles, 1982）。
国家中心理论从两个视角揭示国家结构与公共养老金政策的关系。一是从国家政治的视角，揭示公共养老金政策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是政党之间博弈的一枚重要棋子；二是从国家结构的视角，揭示公共养老金政策在单一制国家里更容易得到实现。
（六）合作主义理论
合作主义理论[viii]产生于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得到充分发展。该理论又划分为民主的合作主义和专制的合作主义两种形式。两种形式均要求社会福利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综合、协调。合作主义的理论核心在于数量非常有限的利益集团也能够参与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以及以国家为基础的对劳动和商业组织成员的合法垄断。合作主义决策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强调合作和独立，反对冲突[ix]。
民主的合作主义是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培养协作的经国家批准的组织机构。此时，劳动者在国家层次上被组织成具有十分有力的联盟中心，雇主也通常组成高度集中的代表自身利益的团体。当劳工、资本家和政府领导人为讨论公共养老金政策和其他经济、社会政策聚集在一起时，劳工代表由劳工选举并全权代表劳工利益。劳工与资本家参与这一过程，是因为他们认为民主的合作主义代表了共同的最大利益。专制的合作主义是指合作主义组织结构受到政府的强烈影响，代表劳工的组织是由政府选举出。此时的合作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大力加强国家权力的同时，削减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尤其是劳工的影响力，劳工代表实质上是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普通的工会成员负责。
合作主义理论强调阶级缓和、阶级间合作的必要性。强调在制定公共养老金政策时，国家、劳工和资方三方合作会实现共同的最大利益，同时强调国家在协调劳资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反对阶级冲突。
（七）社会安全理论
社会安全思想最初产生于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后来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英美国家所发展。德国新历史学派[x]主张的一种理解。德国新历史学派认为，国家的要在财富的国民分配上体现公平，以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借以缓和劳资双方的对立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正当利益。主张通过征收累进税率，以缓和财富的不平等，减损资产阶级的所得，提高劳动者所得。财产分配的私有制不可消除，但可以将其差距缩小。该学派强调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劳资冲突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而是情感、教养和思想上存在差距引起的对立，劳资问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不需要阶级斗争，而需要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其心里和伦理道德上的观点予以解决；另外，国家应当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实现包括社会保险、孤寡救济、劳资合作以及工厂监督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措施，自上而下地实行新的社会改革，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借以改变工人阶级的教养和心理状态，从而缓和劳资冲突[xi]，进而维护社会秩序与控制。
美国罗斯福总统认为，国家有义务对总体经济予以介入，通过制定社会安全法案援助需要援助之人，特别是针对工人由于职业带来的危险给以特别的保障，而对于其他人，则根据需要予以保障[xii]。
一九四四年国际劳工会议，即决议收入保障及医疗保障为主要社会安全目标，一九五二年国际劳工组织（ILO）制定“社会安全最低基准”公约；一九四八年人权宣言将社会安全列入基本人权概念中；一九六一年欧洲会议提出欧洲社会宪章，作为欧洲国家社会安全基准。
时至今日，各国都以社会安全思想作为国家重要目标[xiii]，将社会保障体系纳入社会安全体系之中。以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一手段可以实现减少不平等现象、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劳动阶层的生存状况，从而缓解阶级矛盾，实现社会安全与稳定。
（八）社会福利思想
1942年11月正式出版的以《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为标题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战后英国福利体系重建的基本框架，标志着福利思想开始由理论转变成现实。该报告确立了4条基本原则：（1）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应是普遍而非选择性的。（2）满足最低需求原则。即社会保障应旨在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并防止贫困。（3）充分就业原则。即社会保障必须与充分就业联系起来。（4）费用共担原则。即社会保障计划实行由雇员、雇主和财政部三方承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原则。贝弗里奇设计的社会保障计划涵盖了养老、疾病、残疾、死亡、工伤、失业和家庭津贴等7大保险项目。
贝弗里奇德福利思想德核心是要建立一系列普遍而全面的社会服务，以此作为抵抗贫困德主要防线和维持国家最低标准德手段，这正是福利国家理论的内核[xiv]。
二、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庇古的“经济福利”理论
经济福利思想[xv]是指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以实现福利国家的目标。庇古认为社会福利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应包括社会成员对财物、知识、情感、欲望等的占有和满足或效用的总和。而只有以货币计量的那一部分社会福利，才能称之为经济福利。而经济福利的最大，又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大和分配的平均程度。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的几个方面》一文中将福利经济学归纳为两个命题：“一是，对于一个人的实际收入的任何增加，会使其满足增大；二是，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于穷人会使满足增大[xvi]。”
（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国家干预思想
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的总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xvii]的大小，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态势，因而，只有依靠国家干预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通过国家干预扩大就业，因为就业不再仅仅是与工人的生存有关，而是涉及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能否顺利运转的问题。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属于伦理问题，它还涉及到维护整个现存制度的生存问题。福利制度已不仅是给穷人撒下的安全网，而且是给现存制度撒下的最后一张安全网。此外，国家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措施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对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有助于增加消费倾向，使社会保障机制自发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从而具有调节和缓和经济波动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控制着整个经济学领域支配着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战后20多年西方世界普遍持续的经济繁荣似乎验证了该学派的成功，但70年代后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性的经济滞胀困境，又开始打破这一新教条，随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约而同地走上调整改革之路。
（三）劳动力维持理论
劳动力维持理论是关于如何维持保持劳动力市场中富有活力的劳动力流。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受劳动者因素的制约，只有保障和提高劳动者的“活劳动”，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活劳动”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发动机的作用。“活劳动”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提高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劳动技能，使之能够应付现代工业的劳动强度的要求；二是，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环境，使之能够一天工作之余迅速恢复体力，以迎接第二天的工作任务；三是，让劳动者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四是，活的劳动力是指那些年富力强、拥有先进的生产技能的劳动者，而年老体衰的劳动力应当从劳动力市场中撤出来，即通过退休制度撤出来。养老保险制度正是起到在劳动者由于年老或疾病退出劳动力市场时，能够获得一笔退休养老金以保障其生活能够继续下去。
因此，劳动力维持理论解决的是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关系问题，而劳动力能够维持的条件之一是有养老保险制度做支撑。养老保险制度促进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对经济制度的再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帕累托有效理论
新古典养老金经济学对于养老金制度的评价是以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为依据。认为，如果在增加了受益者的福利的同时不会使其他的任何人的福利状况有所恶化，这样的养老金计划就是一个帕累托有效计划。
该理论是指导一个公共养老金计划在具体设计时尽量能够实现帕累托效应。帕累托效应是养老金分配最优状况，它追求的是在公共养老金再分配过程中实现整体养老金的提高，而不是将某一部分人的养老金增加，而另一部分人的养老金减少。即要避免使某一部分人养老金增加，而另一部分人蒙受养老金上的损失这一结果出现。目前各国养老金计划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现收现付制”，一是“基金制”。前者涉及代际间及代内间的福利再分配效应，即涉及帕累托效应能够实现；而后者不存在再分配效应，也就不存在帕累托效应问题。因此，在采取“现收现付”模式的国家，其养老金计划的设计要考虑帕累托效应问题。
（四）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理论[xviii]
该理论(Pogue，Sgontz，1977)、（Becker，Murphy1988）试图说明养老金是老年人对年轻一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养老金数额即是他们早年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姆里甘（Mulligan）和萨拉·艾·马丁（Sala-i-Martin）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解释这一理论：假定每代人生活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进行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接受教育等)；第二个时期工作；第三个时期退休。每一代人在工作时期要拿出收入的一部分用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还要支付上一代人给予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应产生的利息(第一代工作人口除外)。因此，每一代人对养老保险体系的贡献都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工资税的形式对上一代人给予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的利息的支付；二是对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
这一理论为“现收现付”计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即正是由于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进行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所以，下一代人有义务为上一代人支付养老保险金，以补偿上一代人的福利损失。
（五）退休效应理论
萨拉·艾·马丁(Sala-i-Martin1996)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是诱导处于退休年龄的老年人退休[xix]。由于老年人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如果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后不工作，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从而整个经济的效率也得到提高。由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足，老年人继续工作会对年轻人的就业有负面影响，因此年轻人希望老年人尽早退出劳动力队伍，以缓解就业压力，然而老年人又有工作的自由,为了使老年人愿意放弃这种自由，就必须通过建立一种补偿机制，补偿老年人因不工作而遭受的工资损失，这种补偿机制就是养老保险制度。
该理论成立的基础在于，劳动力年龄结构不存在老龄化现象，同时，劳动力维持良好。而对于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凸出的社会，该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六）“代际公平”理论
“代际公平”理论[xx]是由凯斯勒（D. Kessler）提出的,是针对人口老龄化、人口出生率下降、经济危机以及现在的退休体制状况提出的。该理论认为，退休者被看做了特权享有者，他们给在职者造成的负担越来越重，后者再也不愿意承受了，退休者应该自己努力。
“代际公平”理论是针对“现收现付”计划提出的。原因是，在现收现付制度中存在支付转移，即由在职的一代人支付退休一代的养老金。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如果法定退休年龄不变、养老金支付水平维持不变，就会引发在职一代的薪金收入扣除养老金分摊、其他税赋、通货膨胀率等，在职一代的福利水平将不及退休一代的福利水平。由此，在职一代与退休一代在福利上的分配出现不公平后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重新确定养老金分摊模式和分摊比例。
（七）个人短视理论
各人短视理论[xxi]认为大多数人年轻时目光短浅，没有储蓄足够的钱以维持他们老年时的生活，因此需要有一个养老保险体系关心他们。该理论又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人们年轻时缺乏远见，几乎不进行储蓄。为此，狄厄蒙德（Diamond，1977）认为有三个原因:(1)人们缺乏必要的信息判断他们退休时的需求。(2)人们不愿意面对将来变老的事实。(3)人们在年轻时对未来考虑甚少。以上三个原因造成人们决策时短视。因此，政府强迫他们工作时储蓄足够的钱也许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第二种解释则认为，父辈在年轻时是有远见的，他们不仅考虑到了将来退休时的需求，也能预测到下一代人对他们退休需求的反应。他们预期社会能在他们老年陷入困境时帮助他们，即使这种困境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这两种解释都表明，靠公民自己日常储蓄来保障其养老是困难的，只有通过强制保险方式，可以迫使年轻人通过养老保险制度积累一定的资金，在他们年老时返还给他们，以保障其老年生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