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10-01
宗在禁苑内还设有演奏水平更高的乐团——梨园，亲自教练。《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云：
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
教坊和梨园的设置，无疑把音乐队伍的规模与水平推到了最高峰，因而在演出上，盛况空前。《旧唐书·音乐志一》云：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燕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充庭考击。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若《圣寿乐》，则回身换衣，作字如画。……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
开元、天宝时期流传下的乐曲名称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任二北《唐声诗》第三章《形式》云：“《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唐会要》等所汇曲名五六百之多，或区分杂曲、大曲，或详叙宫调、乐器；尤要者乃更易外乐之译名为汉名，然后全部刊石，藏于乐署，并宣付有司，颁示中外，不啻视同国家之法典，时天宝十三载七月十四日也⑧。在我国全部封建统治史中，重视乐曲名目一至于斯，天宝之举，空前绝后！”
与音乐极度繁盛同时，众所周知，开元、天宝在诗歌史上向有“盛唐”之称，为唐诗和中国诗歌史上的顶峰，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王之涣、崔颢、崔国辅等一大批诗国明星。这些文士，和李龟年、雷海清、念奴、李衮（八郎）等著名歌唱家和乐师，大体同时，造就诗与音乐的结合。旗亭画壁之赌赛、“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歌唱、“云想衣裳花想容”之新曲、“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之文艺聚会，千载之下仍传为佳话。芮挺章编于天宝三载的《国秀集》⑨，诗选二百二十首，作者九十人，所选据楼颖为之所作序云：“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这乃是一部可合乐的声诗和音乐结合的集子，在历史上为仅见，而产于此时，亦极能说明诗与乐相辅相成，空前繁盛，足以印证李清照所说的“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
白居易的名作《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结尾云：“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乐府待新辞”，即指音乐方面包括音乐机构和音乐场所对诗歌的需求。而白居易所提到的“乐府”与“新辞”，也正相当于李清照所说的“乐府、声诗”。
“乐府”一词，有它的引申义，它可以代指以乐府演奏的歌诗为代表的古代所有可歌可舞作品。宋代文人为了提高词的身份也把词称为“乐府”，但即便如此，宋人也很谨慎，如曾糙编辑词总集，称《乐府雅词》，书名除“乐府”外，又加一“词”字，既抬高了所收作品的身份，同时又让人一目了然，知其为词集。周必大所刻《欧阳文忠公集》，收词三卷，题为“近体乐府”，“乐府”上加“近体”二字，意在表明非传统乐府诗，而是长短句词。这些，都足见宋人用“乐府”指词的时候，非常注意防止与乐府诗混淆。企图用欧阳修文集中有以“近体乐府”指词的情况，证李清照《词论》“乐府、声诗并著”一句中的“乐府”即“近体乐府”，即“词”，是无视编者以“近体”二字冠于“乐府”之前的深刻用意，恰恰足以说明曲解是不能成立的。《词论》追溯的是唐代情况，在《词论》的语境中，唐代“乐府”与宋代“近体乐府”决不可以划等号。尤其是唐人的声诗，有些就是乐府诗，把“乐府、声诗”并列连书，而意在以“乐府”指词，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富有学识的李清照更不可能这样去措辞。笔者所见宋人在用“乐府”称唐人的韵文时，即是指乐府诗，而不会是指其他。如魏庆之《诗人玉屑·中兴诸贤·刘溪翁》载：“刘溪翁题韩府……赵章泉跋之云：‘何人咏出韩家府，是我建阳刘叔通。尽道唐人工乐府，罕能褒贬似渠工。”黄庭坚《跋刘梦得三阁辞》云：“此四章可以配《黍离》之诗，有国存亡之鉴也。大概刘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它文耳。”陈应行《于湖先生雅词序》：“紫微张公孝祥……托物寄情，弄翰戏墨，融取乐府之遗意，铸为毫端之妙词……”所指皆为乐府诗，而不得有其他歧解。
四 《词论》中所体现的对词之起源的认识
李清照《词论》首句，当然还需结合《词论》整篇内容和主旨去理解，才不致与前后扞格难通。前辈词学家夏承焘对于《词论》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说：
李清照是要把“诗人之词”、“学人之词”跟“词人之词”区别开来的。她的词论开头，叙述一段唐开元、天宝间李八郎“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的故事，这段故事跟下文似乎不大联接。后来我悟得，她是借这故事来说明词跟歌唱的密切关系，是拿它来统摄全文的。⑩
夏承焘认为《词论》中“词跟歌唱的密切关系，是……统摄全文的”，无疑真正抓住了《词论》的要领，李清照明确指出词“别是一家”，认为词与诗体有别。说晏殊、欧阳修、苏轼之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又往往不协音律”，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等等。都是强调词需协音乐，能歌唱。这是中国古代以乐府演奏的歌诗为代表的所有可歌可舞作品的优良传统，与词关系最近的声诗，即出色地体现了这一点。因此，一开头“乐府、声诗并著”，实乃开门见山，提纲挈领，把文章讨论的中心为诗词与音乐关系摆了出来。上引任二北《唐声诗》中所提到的黄墨谷的文章，实际上也把握到了这一点。黄墨谷《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理解》云：“李清照《词论》开宗明义标出‘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她认为词源流于乐府，词的性质是声诗并著。”意思是李清照一开始就从乐和诗（广义的）两方面关系立论，是文章的宗旨所在。可惜任二北误解了黄氏原意，未能正确吸取黄文的意见(11)。
对《词论》中“乐府”和“声诗”的正确理解，有助于对在词的起源发展上一些纷歧意见的清理。开元、天宝时期，词仅处于起始阶段。词的一方远没有诗坛那种“众星罗秋旻”（李白《古风》其一）的兴盛景象，谈不上“词诗并著”。故所谓李清照认为词与诗在开元、天宝时并行且臻于繁盛，词与诗之间不存在渊源关系，在《词论》中是找不到根据的。相反，李清照一开始就提出声诗与音乐的关系，强调两者配合，这正是推动声诗向词演化的一条途径。“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叙述的正是承开元、天宝之后，虽不甚为李清照所满意，但却是词逐渐兴起并发展的道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