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22
1981年入学，1986年毕业，在瑞安县城关镇中心小学（简称：一小）度过了5年光阴。
印象中，小学的音乐课教过《光阴的故事》，现在还依稀可以回忆上课的情景和教室里的童音，非常美好。只是，忘记是哪位音乐老师教了。只记得三任班主任老师：国老师、廖老师、陈老师，还有四年级代课半学期的严老师。大概是因为去过这四位老师的家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吧。
我家住在西山脚下的小码道，开门见山，屋后是江。每天清晨，全城老少在挑粪车的气味中醒来。那时的小码道在上午是临时的菜场，在卖菜的吆喝声和买菜的讨价还价声中，我和妹妹起床、蹲在马路边刷牙，然后吃完早饭后上学。那时，有一个沿街叫卖油条的老人家，是个孤老，每日靠卖油条维生。因为他的油条放了许久，口感并不好。虽然离家很近就有早点铺，可以吃上刚出油锅的油条，但父母总是买老人家的油条。这是童年的印象之一。
沿着小码道上西山，再顺着解放路一直步行到邮电南路，转入一个小巷子就到了学校。因为父亲是老师，所以，我享受了可以择校的教师子女待遇，跨区在一小上学，这也造成了一个现象——我的同学都不是我的邻居。同时，也不得不在学校表现很乖，大概是怕给父亲抹黑吧。
因为幼儿期是在县幼儿园上的，所以也不觉得一小离家远，反而近了一点点路。而且，每天路过西山也是很愉悦的，比如上学前可以在山上采摘一些野花，或者，放学时可以在山上看到特别美的落日。
学校并不大，但在孩童的心中，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天地了。
每天上学时，必须是要从大门进出的，值班的老师要在校门口检查仪容，如果发现某同学的红领巾戴歪了，则要指出来。放学的时候就可以从大礼堂旁的侧校门出去了。大礼堂是个年代较久远的建筑，没人的时候会有阴深的感觉。不过舞蹈兴趣小组是在那里排练的，下午的课程结束后，我们会被老师叫到这里。我印象中参与过的舞蹈有两个，一个是“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另外一个就是“小鸭学游泳”。
关于第一个舞蹈，我记得是排练成功并演出过的，比如到十八亩慰问解放军那次，就演出了这个舞蹈。关于“小鸭学游泳”，我要重点讲一下。这个最初的设计是一幕剧，讲的是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学游泳，其中有个骄傲的小鸭子觉得不用学，然后在下水后差点淹死，最后谦虚学会游泳的故事。一小从各个年级进行了海选的活动，鸭妈妈是从高年级选，小鸭子是从低年级选。海选那天是晚上，为什么记得很清楚是晚上，是因为平时下了课就回家，并没有晚上对于校园的记忆，所以特别清楚。海选的规定动作是把两只手撑在臀后，摇摇摆摆的走路。我肯定是入围了，而且排练的是演那只骄傲的小鸭子，有动作，也有台词，印象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平时老师就会点评我骄傲，我内心是有点抗拒这个角色的。但又珍惜可以入选的机会，所以还是会去参加排练。
不过悲剧的是，这一幕剧最后改成一个舞蹈，台词没有了，我的那个角色也被删除了。然后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上，我看着五位同学穿着黄颜色的鸭子服演出，内心十分的羡慕。后来，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摆的姿势是排练中学会的一个动作，为这次的插肩而过留个纪念。
还有一次是上课期间，老师把几位同学分别叫了出来，让我们跟着“卖报歌”转着走了几圈，但后来没有下文了。
除了舞蹈，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就是大合唱了。印象中，那年全校师生到西山的电影院先进行一轮比赛，每个班级都要上台唱。后来我们班代表瑞安入围了省的比赛，于是后面的排练中，还邀请了临班优秀的同学来支援。我们演唱的歌曲是“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录音到磁带的形式寄到杭州参加。不知道这个磁带现在是否还有保留，如果有机会听一下童年的声音，应该是很美好的回忆啊。
还参加过击鼓队，击鼓的频率是“C D L C D L C D L C / C D L C D L C D L C / C C D D C D L C / "。C和D是右手击鼓，L是左手击鼓。学习击鼓是为了参加街头游行，老师让我们穿着白衣白裤。全城的百姓都站在路边看着我们，我们的路线是从学校出发，绕到解放路到达西山下。那次真的蛮辛苦的，大太阳底下晒着，口都干了。
想想当年一小的文艺活动真得开展蛮多的。后来就是奥数来了。奥数比赛是在五小的教室，也是我唯一一次到五小。我们班有资格去考奥数的同学还挺多的，他们的名字我还有印象——娄震环、李阳、蔡承隆和陈静。也就是因为那次参加奥数培训的女同学中，只有陈静和我，所以那段时间和她交往就多了一些，也因此和另一位同学张娇阳（陈静的邻居）熟悉了，在张娇阳家吃过一碗水晶糕，她家的水晶糕存放在一个大水缸里。因为极少在同学家吃点心，所以记着。
还有印象的同学是夏群丽，她家离我二姨家（会文里）比较近，有几次去二姨家吃晚饭，会先到她家做作业。她家住在派出所里，她父亲是派出所所长。记得成年之后我去派出所办理护照，窗口的那位穿着制服的警官就是她，她没有认出我来，反而指着我的身份证对我说：“这个是我小学同学”。已经长大容颜已改的我们，要凭借名字来辨识曾经的同学了。
有一位女同学叫王蓓蓓，她在四年级那一年移民去了香港。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讲，她的离开让我们都多了一个笔友，她在香港寄来的照片还一直保留着。我和她一直保持通信到高中，后来去上大学就渐渐失去了联系。王蓓蓓近几年常回来探亲，连我这个偶尔回瑞安的人也遇见了一回。
另一位女同学张怡丽是个文艺天分极高的，那次去十八亩慰问解放军，她是主持人，被老师化了一个大浓妆，我真得是善意地说她化妆之后难看了，然后她哭哭啼啼的向老师要求改妆，被老师以“舞台灯光很强，这个妆刚刚好。”为由拒绝了。张怡丽后来考上了浙江艺术学校舞蹈表演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浙江歌舞剧院，定居杭州，现在是国家一级演员。还有一位男同学郑中坚也定居在杭州。
我、叶琛和另一位男同学许光辉，目前定居在上海。巧合的是我和叶琛住在一个小区，偶尔乘坐班车就会遇见。小时候不是邻居的同学，现在反而成了邻居。对于许光辉同学的印象全无，同样的，他对我也毫无印象，以至于我们彼此都在怀疑对方是不是同班的。
班级偶尔会有转学生，印象中记得丁小莹和王淼。丁小莹来自塘下，她姐姐考上瑞中后，她转来一小上学，住在她姐姐的宿舍里。于是，我就改了我放学回家的路线，绕到仓前街和她一起走，所以就慢慢熟悉了。有一次我考试考砸了，不想回家面对父母，就跟她回了瑞中女生宿舍。可想而知，父母在家里心惊肉跳。好在瑞安城不大，他们很快就获悉我的行踪线索，在瑞中女生宿舍找回了我。也可想而知，我因此避免了一次因成绩不好的责备。
我和丁小莹代表班级参加了四年级的“讲故事比赛”。辅导我们的是代课的严老师，她家住在一小东侧的巷子里。她的女儿是师范学院的学生，被她抓来给我开小灶。“讲故事比赛”的流程是这样的，每一个班级的两位选手，先在自己的班级讲一个故事，然后再去别的班级再讲一遍。我们那个年级有5个班级，所以每个选手一共要讲5遍。
王淼的到来给我们班带来了清新的风气。以前，我们女同学和男同学是不往来的，但这个灵动的女孩子加入班级之后就打破了僵局。她策划了一次给老师献礼的活动，并指定我和另一个男同学娄震环给老师送礼物。那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画面。我一直不太理解她空降到我们班，作为新同学那么自然地组织我们一群老同学的气场来自哪里？
还有一位男同学必须要回忆一下，他聪明也调皮，记得他在课堂上演示他自己动手创作的模型，这让我们佩服不已。但有一年的暑假之后，他没有来上学，据说是下河游泳淹死了。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了，替他惋惜。
作为“小蕾”社员之一，我还参加了在县委大院举办的“黄宗洛见面会”。这位1926年出生在瑞安的老爷子可以和我们用瑞安话交流，还写下北京的地址给我们，让我们长大来北京找他。
说说我印象中的家访吧，家访应该是每一任班主任都来过，但国老师和陈老师的家访已经记不清了，能记住的只有廖老师的一次家访。那天是我妈妈在家接待的，廖老师夸我的一篇作文《我的小手帕》写得好。（可见，小孩子只记得被夸奖的事情。）
对于校园外的记忆印象最深的是范大桥街的两家文具店，最吸引我们放学后去关顾的是满墙的贴纸。那时候，我们买翁美玲等电视明星的贴纸。这些贴纸，我还一直保留着。
回忆起来，童年在一小度过是很美好的，成年之后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校园新闻，很感概自己没有遇到这么糟心的事情，这是一个多么幸运的童年。
我的小学老师（也包括后来的初中和高中老师，初一老师除外）对我的态度都是很好的，我是一个在“鼓励式教育”中长大的案例。成年之后，我怀疑这样的待遇其实是和我爸爸是老师且人缘不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