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3-02-10
卞超凡青年词作家，29岁，家住沈阳市东陵区祝家镇卞麦玉村，迄今已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百余篇。现为中国音乐文学会会员，沈阳市音乐家协会会员。 初中三年级时，我伤了一只脚，在家养了很长时间的伤，就耽误了这一年的考高中。我那时候一心要考大学，便决定第二年再考。但不幸的是我被分到了慢班。慢班都是一些被认为根本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学校抓得很松，各科老师也都不太在意。我父亲找了学校领导，强烈要求将我调到快班，这其实是我的意思。但学校拒绝了。父亲和校领导大吵了一架，回家后就令我退学，让我到建筑队做工。父亲是个既精明又固执的农民，他知道进了慢班就考不了学，既然这样，还不如省下复读的费用，早点做工挣钱来得实惠。
一旦听说自己将从此离开学校，立刻就有一种酸楚笼罩全身，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父亲了解我彼时彼刻的心境。“就这么着9巴！”父亲好像知道我将说些什么，便再次强调了一句，出去了。
我只能服从。
我进了乡建筑队。活很重，也很累。我那时个子挺高，但身板极瘦弱，搬石头、搬砖、推车，对于我就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偏偏建筑队还定了一个 口号 ，叫做：早晨5点半，晚上看不见。这下我就更惨了，经常因为极度的疲惫和困倦，在工地上摇摇晃晃，好几次都差点出事故。
有一天，队长对我说：“孩子，你还是回家吧！要是真出个什么事，我们也不好向你父母交待。”我就回去了。父亲一见我就骂了一句：“没出息的东西。”我低头无语。说真的，我实在是很惭愧。
就呆在家里，可总这么无所事事，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就找来原来的课本读。读着读着，便感到不满足，又出去找各式各样的书刊。渐渐地，连自己都觉得“档次”高了起来，因为除了名著，我已不再读其他书了。
一次，我偶然看见一本歌曲杂志上登有征稿启事，就很不在意地写了一首歌词寄去。谁知这竟成了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事。那首好像是抒写青春美好的歌词，杂志社并未采用，但却将稿子转给了著名词作家、沈阳军区政治部的邬大为老师。大为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有激情、有才气，还说目前我们国家的歌词创作急需一大批新人，让我坚持下去。当时接到这封信，我的激动可想而知。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产生了要作一个词作家的强烈愿望。我拼命地读书，又不断地将我的思想和情感变成一首首歌词。一本稿纸写完了，我就骑一辆嘎嘎直响的破自行车，往返70多公里赶到沈阳市内，将稿子呈给邬大为老师审阅……慢慢地，村里人看我的目光就有点怪：挺大个小伙子不去赚钱，整天折腾写什么歌词，吃饱撑的。父亲也大光其火：“你就写这些没用的东西吧！我看你到头来能写出什么日五大六。”
1984年，我创作的一首歌词由著名作曲家生茂谱曲，发表在《天津歌声》杂志上。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于各类报刊上。生活对我这个初中都未毕业的农村青年，绽开了她明媚的微笑。
1991年“八一”前夕，沈阳军区战士文工团的一位同志邀我为即将举行的“八一”大型晚会写一首《关东情》主题歌词。这首歌作为晚会的压轴节目，无疑将晚会推向了高潮，当时，整个会场掌声雷动，气氛极为火暴。我知道歌的成功，非我一人之力，但对于那首歌词，我确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写成后也颇为自得。同年，我带着这首《关东情》和另一首歌词参加首届全国工人歌曲征歌大赛，竟出我意外地双获金奖。1992年，第二届全国工人歌曲征歌大赛又在南京拉开了帷幕。为参加这次大赛，我深入到铁岭清河区的场矿企业，走访了许多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并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清河的历史资料，创作了《清河魂》《清河之夜》《清河的传说》《请到辽北清河来》等4首歌词，寄往大赛组委会，最后，在数万份应征稿件中，分获一个一等奖和三个三等奖。这几首歌词由著名作曲家龙飞、陶思耀、朱南溪作曲，唱遍了石头城，并由江苏省音像出版社灌成磁带，公开发行……
1993年底，我意外地接到了山东某县一位少女的来信，她在信中写道：“今年我高考落榜，父母和亲友都用冷漠的目光看着我，我觉着活得很压抑，几次都想寻短见，以免受人白眼。前几天，我偶尔看到您发表在《农村青年》第7期的两首歌词《黄土地、黑土地》《所有的》，我受到了很大触动，顿时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您说得对：生活终会露出阳光的七彩／日子毕竟长满鸽子的期冀／那盼望的一个旧梦／终于在你的飘香中丰腴……我将重新发奋，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日子，自己的梦。”
读完这封信，我对自己的创作，突然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我会好好地珍重我手中的这支笔，写出更多更好的歌，以不负那些曾经帮助过我和需要我帮助的人们。
刘金伟1969年生。广东健力宝集团发展部副经理。他说人常有一种负罪感。
1991年毕业前夕我可惨透了。北京的人才市场我几乎跑遍了，都被客客气气地打发走，去大小部门求爷爷告奶奶，自我推销，人事处长眼皮都没抬几下。顶着烈日奔波了两个月，连坐公共汽车和买冰棍的钱都没有，我真是绝望了。万般无奈，我给远在广东的健力宝公司的总经理写了封求职信，碰碰运气吧。没想公司人事部很快回信，信上只有两个字：同意。你可以想像出我当时的心情。
前几天有个好朋友问我：“假如有家公司出更高的薪水聘你，你跳槽不跳槽？”我说我肯定不动心。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健力宝收留了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朋友惊讶地说，没想到北大出来的学生观念这般陈腐。我说，中国需要这种“陈腐观念”。做人要讲忠孝二字。公司不惜血本培养了你，一旦你羽翼丰满，掌握了技术和客户就另立山头或另谋高就，这是不道德的。这样做只能导致公司不敢培养你，处处提防你，你也不信任公司。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还谈什么企业的发展壮大？
熟悉我的人都说刘金伟变了。是的。我在北大校园里，也算个激进的现代派吧。那时一些名流举办各种讲座，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疾呼私有制，我是狂热的听众之一。全盘西化我不太同意，但我认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窒息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要现代化，就得把这些陈腐的东西扫除干净。我买了一大堆儒家的书，打算研读一番之后，给予批判。后来实在没功夫读，就把它们扔到一边了。
步入社会之后，见的人和事多了，头脑也复杂多了。有一回公司派我去外地出差，在火车站看到一个老人向旅客乞求，给他的孙儿一点吃的。旅客们的食品袋都是鼓鼓的，每人给一块饼干就够了，可是谁也不愿拿出一块饼干。我看不下去，就把自己的面包给了老人。有个旅客对我说，不是我们不愿给，是被骗怕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人与人之间由于缺乏信任，连一点点同情心都没有了！这些年来，我不知耳闻目睹了多少这样令人心寒的事件：为了钱，亲兄弟和好朋友反目为仇；为了钱，有的人不惜以身试法；为了钱，亲儿子竟敢向母亲开刀……在这一片物欲横流的情势下，我发现自己也变得俗不可耐，我就像一头为几根胡萝卜拼命拉磨的毛驴。
面对纷乱的世界，该怎样做到既无愧于人又无愧于己呢？工作一天后我躺在宿舍里冥思苦想。我的脑袋里总是空荡荡的。我随意从床下取出“四书”“五经”，想排遣一下孤独的空虚，谁知越读越入迷。两千多年前的先哲们的论述真是精辟，仿佛就是针对我们这些现代人的。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你听讲得多好，像金子一样闪光。过去我们总认为儒家思想压抑人，其实不然。孔夫子是主张人世的，是主张进取的，他从不反对他的弟子求高贵，只是强调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
每天研读“四书”“五经”，我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说话办事都有主心骨。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经历的人和事。比方说，重新评价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个鞋匠。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谋生，正赶上日本飞机轰炸。防空洞炸塌了，死了许多人。我父亲冒死从防空洞里背出70多人。他把70多个垂死的人一字排开，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米熬成米汤，一口一口喂伤员。谁也没有命令他这样干。解放后，我父亲的许多徒弟都做了官，我家里虽然很穷困，但他从来不去走后门。70多岁了他还背着鞋箱四处飘流。过去我敬重父亲，但认为他的一生很卑微，价值不大。现在我不这样看了。我的父亲不识几个字，但他懂得推己及人，办事讲仁义。他的人格伟大。
他已长眠在武汉。每到清明节，我都坐飞机回去为他扫墓。我认为这对我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