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0-08
魏 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外域文化给原有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使文化向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
玄学与清谈
玄学与清谈本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表现的两个方面，在生活上清谈，提高到学术思想领域则为玄学。
随着汉帝国的崩溃，经学也随之失落而出现危机，在此时代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玄学盛行于魏晋，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所以，老庄之学轻人事、重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玄学开辟了一个思辨时代，名士们剖玄析微，“注而不竭”，在论辩中有通（正面解释议论）、有难（发难致诘）、有胜（辩论取胜）、有屈（辩论失败），由此形成清谈风格。
清谈的起源应上溯到魏晋之交的“竹林七贤”，即山涛、嵇康、阮籍等。清谈内容广泛，宇宙观、历史观、政治、伦理无所不包，并以辩析其中哲理为目的。其弊端是往往流于口头争辩，成为“口耳之学”；其长处是发展哲理思辨，开出疑义相析的风气，且不论年资，以友交会，与两汉经学的师道尊严迥然相异。
总之，玄学的发展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玄学的思辨成就不仅被隋 唐佛学和宋 明理学所继承，而且泽及各门学科，最突出的是在艺术上创造了“重神理而遗形骸”，重自然而轻雕饰的美学观念，就连此时的山水诗画、书法也都深深浸染着玄学风采。
佛、道、玄、儒的相互抗争与融合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规模最大。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的一般性特征，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在思想渊源与神仙世界的构造上同传统的哲学流派、哲学思想以及传说、神话息息相通。神仙思想是道教的中心思想。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在道教兴起的同时，另一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宗教也气势日增地进入中华文化系统，这就是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较快，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日渐广泛和深远，与此同时，佛教也溶合了中华文化而逐渐中国化。
道、佛、玄、儒这二教二学的关系颇为复杂，其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大体而言，玄学的“贵无”与佛教的“空”的思想一拍即合，到东晋，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之中。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道互相排斥，不相调和。
胡汉文化的碰撞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进入高潮，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先后进入中原，纷纷建立政权，南方的越、蛮、奚、俚、僚等族也与汉族发生交互关系，使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业社会的“汉”文化发生长时间交会，并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趋于多元化走向。
胡文化“汉化”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由胡人统治者采用汉族统治的组织形式并推广儒学，这为胡文化的整体性汉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实际上也是以强力推进胡文化发生质的变化；二是胡人在长期的胡汉杂居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观念意识的影响，从而对胡人心理深层产生了巨大而绵长的影响。
胡文化在溶入汉文化系统的同时，其固有特质对汉文化系统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改造。蛮野但充满生气的北族精神，给高雅温文却因束缚于礼教而冷淡僵硬的汉文化带来了新鲜空气。随着诸多民族整合为新汉族的进程日益深化，汉胡交会的效应逐渐充分释放，终于在公元八世纪推出空前繁荣璀璨的隋唐文化。
文化的自觉
儒学的失落，不仅为佛教的输入，道教、玄学的蓬勃兴起拓出一片自由天地，而且造成这一时期士人的思想空前活跃。人们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发了对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高度重视形象思维，承认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进入了“自觉”时代。以诗歌而言，“三曹”、“建安七子”的作品气势雄伟，慷慨悲壮；以民歌而言，《木兰诗》、《子夜歌》、《陇上歌》、《敕勒歌》等千古传诵、脍炙人口，呈现出繁盛景象；以散文而言，也是佳作不断，如《出师表》、《陈情表》、《桃花源记》等；以小说而言，是开创时代，代表作是刘义庆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以书法艺术而言，则是名家辈出，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成就最高，代表作为《兰亭序》。
魏晋的史学也冲破了经学的束缚，其自身特质日益清晰地被人们认识，确立了史部着作在目录学上的独立地位，出现了“经、史、子、集”部类命名。主要史学着作有《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魏书》等。
天文历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文历法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东晋虞喜发现了“岁差”。
过去天文学家不知分“天周”和“岁周”，以为太阳运行一周（天周）就是“岁周”。虞喜观察到太阳从当年冬至运行到次年冬至并没有回到原来的冬至点上，而是每50年（现代测定是71年8个月）向西移动一度。这种“天周”与“岁周”的差就叫“岁差”。
祖冲之亲自观察，证实了岁差的存在，并把它应用到自己所制定的《大明历》中。根据计算，《大明历》规定一年为365.24281481天,与近代科学测量的日数相差不到50秒。
《大明历》中另一重要改革是对闰法作了新的调整，将古法19年7闰改为391年144闰。《大明历》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
史学
这一时期，私家修史盛行，出现了许多史学名着。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宋范晔的《后汉书》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后汉书》共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载了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近二百年的历史。纪、传的作者是刘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司马彪。范晔在诸家后汉史，特别是在刘珍等人《东观汉记》的基础上，斟酌去取，写成了《后汉书》。由于他死得过早，《志》没有写成。
《后汉书》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后来居上，淘汰了以前各家的后汉史。梁刘昭为《后汉书》作注，又把晋人司马彪《续后汉书》的三十卷《志》抽出来，加以注释，补入《后汉书》。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陈寿吸取魏、吴史书的材料，又自编蜀国史书，编纂成为《三国志》。
陈寿写书时，正当魏晋之际，天下乱离，资料不全，故内容显得不很充实，也没有表和志。但《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宋文帝以《三国志》过略，乃令裴松之作注。
《史记》、《汉书》注重训释文义，而裴注《三国志》则重在增补史实。据粗略统计，注中列举魏晋着作二百多种，而且截取史料比较完整，注文的文字总数超出正文三倍，故注文价值不亚于《三国志》正文。
此外，还有南齐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南齐臧荣绪的《晋书》是唐修《晋书》的蓝本。北魏崔鸿作《十六国春秋》，专记十六国历史，现在仅存有辑本。
这一时期，人物传记和地方志也已兴起。梁释慧皎的《高僧传》为二百五十多个和尚写了传，是研究佛教史的史料。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汉中和四川、云南、贵州地方史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