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03-03
18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国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舰、陆军4,000人，抵达广州海面[3]:61，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25]。英军主力抵达广东后，见广州一带布防严密，认为在当地采取军事行动的效果不大，在距离京师较近的地方进行一次有效的打击，能更有效的逼迫清廷屈服。鉴于此，英方除留四艘军舰和一艘武装轮船继续封锁珠江口外。主力舰队则按照英方既定的对华作战部署，从广东启程北上进攻浙江舟山列岛。
7月初，英舰队途经福建厦门海面。2日，义律向厦门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遭到守军拒绝。遂发炮轰击，双方交火，各有损伤。英军见厦门守军拒绝接收照会，便将诏书留在沙滩上，退出厦门，继续北上。4日，英舰队抵达舟山列岛。定海知县姚怀祥登上“威里士厘号（英语：HMS Wellesley (1815)）”交涉，伯麦照会姚怀祥，限次日下午2时前将定海城交出，遭拒。5日，英军攻城。激战中总兵张朝发中弹落水，后伤重而亡。6日，定海城破，知县姚怀祥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是役，英军旗舰“马利拿（英语：HMS Melville (1817)）”号在岱衢洋百亩田礁触礁，船底洞穿，“威里士厘”号成为旗舰。[51]
定海城陷后，道光帝发布上谕，将：“乌尔恭额、祝廷彪、着先行革职，戴罪图功。”着：“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无论洋船在于何处，即会同浙江水师合兵会剿”，“伊里布遴派带兵大员，拣选水师数千，豫备调遣”。[52]
英军在占领定海转入休整。28日，英军结束休整，以主力舰队继续北上。途径乍浦，与守军交火，不久撤离。[53]8月3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自广东发出的英军可能北上天津的预警，随即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天津“不准通商，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53]8月9日英军抵达大沽口后，道光帝从琦善奏折中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54]
8月10日，琦善奉谕。11日，琦善派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与英军接触。15日，英军向清廷递交《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巴麦尊在致函中指责林则徐在广东残害英商人，亵渎大英国家威仪，宣称：“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顺带提出割地，赔款、道歉、等要求。[55]
同时，在送往京师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的附折中，琦善向道光详细汇报英军舰队情况，称：“见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两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舟中所载皆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气，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56]
道光帝认为：“英夷如海中鲸鳄，来去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57]进而认为，只要撤换林则徐，英军就会“返棹南还，听候办理”，甚至归还舟山给清朝，以致能够“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57]:3
双方交涉历时一月，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中对英方所提要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军“返棹南还，听候办理”。[58]:4259月15日，尤于英军当时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英军方面不得己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广东，并即日起碇南返。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接替林则徐，不久即与义律开始谈判。[59]
1840年9月28日，钦差大臣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撤职。11月底，琦善至广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反而将一切罪责归咎林则徐。指责副将陈连升在磨刀洋之役向英军开炮，欲斩副将以谢夷，以致兵心解体。又撤散壮丁数千，于是水勇失业，英夷抚而用之，沦为汉奸。撤横档水中暗桩，屡会义律于虎门左右，夷船得以探水志，察径路，而情形虚实尽泄。为向英军展现和谈诚意，对炮台守军大加裁撤，凡有报缉汉奸缉鸦片者，辄被呵斥，有探报夷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夷情者。”[60]
1840年12月，双方开始和谈。义律在谈判过程中提出按照《巴麦尊致清朝宰相书》内所载各款结议，“写作汉字英字约文一纸，盖封贵大臣关防，及本公使大臣印书，以为盟约之始基”。琦善表示同意赔偿烟价五百万元，关于割让香港一款，琦善加以拒绝，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对于英军暂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麦尊照会》“公文所无”，断然拒绝。义律坚持要求偿还烟价二千万元，割让地方岛屿，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一系列要求，琦善见英方条件求过于苛刻，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轻易拒绝，便使用拖延战术周旋。经过一月和谈，未取得任何结果，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61]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向虎门炮台第一重门户大角、沙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以舰炮猛轰炮台。与此同时，登陆部队在穿鼻湾登岸，抄袭沙角炮台侧后，抢占制高点。英军抵达脊巅，向下猛攻，[62]守军欲发动“预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战中陈连升父子先后阵亡[63]。“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64]。”
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用舷侧炮猛烈地炮火压制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炮台守军开炮对抗，效力有限，守军在英军猛烈地炮火“下无法驻足”。与此同时，英军乘坐小船从南北两侧同时登陆，包抄炮台，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英军占领大角炮台后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62]
在大角、沙角之战，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在陆上战事即结束时，英国海军的复仇女神号、加略普号（英语：HMS Calliope (1837)）、“硫磺号”等五艘军舰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军水师发起进攻，清军战船火力无法与英军战舰相抗衡，水师师船、拖船沉毁11艘。[65]
战斗结束后，英国军舰随即抵近珠江口，围困虎门炮台第二道门户横档岛，对清朝保持军事压力，在英军武力威慑下，琦善被迫与义律在川鼻洋商议草约，在割让香港方面，表示愿向道光皇帝“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但义律不待琦善请示皇帝，便在1月20日单方面公布《穿鼻草约》，《穿鼻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中国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66][20]
1841年1月23日，随着《穿鼻草约》的签订，定海英军陆续调往广州。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撤往广州一带。伊里布释放安突德等英俘十八名，2月27日，裕谦率兵进抵镇海，派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带兵由镇海进驻定海，重建防务。[67]
1841年1月27日广东败报传到北京，道光皇帝甚为恼怒，当即下旨对英宣战：“逆夷目肆猖獗，必应痛加剿洗”。[68]著：“裕泰等将所派胡南兵一千名，令祥福带领，四川兵二千名，令张青云带领，贵州兵一千名，令段永福带领，分起赴粤。”[68][69]并说：“览奏十分愤懑，降旨受奕山靖逆将军[70]。”谕：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等将英国行径“通谕中外知之”，命：两江总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并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加意巡查，来则攻击”。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主持军务。从湖南、四川、贵州、江西、湖北和贵州各省抽调精兵，开赴广东。[71]:712
2月26日，义律获悉清朝对英开战的消息，乃先下手为强，命令英军向广州城重要门户虎门炮台发起进攻，事前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诣制府恸哭，请益兵不许，守台仅羸兵二百，乃决为死计，驻炮台督战，创痕遍体，血濡衣襟[72]。”“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一弹当胸至，洞而不倒，夷众拥入，天培阵亡。”[22]当日，虎门要塞各炮台皆被英军攻破。有说“火药皆杂以沙土，军门（关天培）……知受绐，愤激自刎[73]。”
同时，道光帝接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英国舰队占领香港的密奏，大为震怒。当即上谕：“览怡良所奏，曷胜愤憾！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当即将琦善锁拿进京，查抄全部家产。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著怡良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粤，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74]
2月27日，英军攻陷乌涌炮台，清军总兵祥福以下500余人阵亡，余部溃散。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英舰进至广州城下，游弋于二沙尾、大黄滘内外，“或三五只，或六七只，距省二十余里之间，零星停泊，聚散靡常”。[75]
1841年3月1日，英军继续向广州进攻，攻占沧州炮台。3月3日，琦善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乞和，义律同意休战三天。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抵达广东，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3月6日，停战期满，英军再度开战。3月13日，琦善因议和误国，被押解进京查办。由于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暂领广东军务。杨芳作战不力，乃用阴门阵抵敌，结果清军一败涂地。英军逆珠江进而上攻陷沿途炮台，占据广州十三行商馆。[22]此时广州进行中外贸易的旺季来临，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商船停泊珠江口外，迫切要求开市贸易。义律也因兵力不足，无法轻易进攻广州。杨芳则因各省调集的兵勇没有到齐，亦不敢轻举妄动。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考虑，于3月18日达成临时休战协议。规定：“广州商业应当照常进行，商船应当到黄埔去卸货。省政府不得令英人具结，中国应当照常征收港口税和商税。凡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如经查获，应予没收，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76]这样广州的和平维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并跟班送进（杨芳）。杨芳之兵在外嫖者，将麻疯婆应之，两月以来，官兵之染麻疯者不少，而杨芳之子在外嫖者过于杨芳，时服药尚不能好[77]。”
4月14日，在虎门陷落2个月后奕山一行才抵达广州，5月初，各省开赴广东的1.7万援军亦陆续抵达，合原驻之兵，广州清军达到2.5万。道光以为大军云集，著奕山“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全将该夷驱逐，各地尽行收回”，一再督促发兵攻剿。[78]
在道光帝的严令催促下，奕山等谋划于5月10日以后选择“月黑潮顺”之夜对广州英军大举反攻。但由于连日大雨，河水骤涨，清军未能“克期进剿”。而英军舰船却乘水涨之机，自大黄滘、二沙尾两路驶进，谋攻广州城。奕山等“不敢坐失机宜，遂决计先发以制之”[79]。5月21日，奕山令水军1700余人，于黑夜之间分乘快船，挈钩镰、火箭、喷筒出动，掷火焚烧。[3]:65陆军进攻商馆区，捉拿义律，义律提前逃离商馆。与此同时，岸上炮台也向江中的英船开火。英船猝不及备，颇为所窘，夷馆亦遭劫掠。英舰被清军火船冲入舰炮射击死角，数艘军舰被岸炮击中。为安全计，向凤凰岗一带水域撤退。当晚交战，英舰一艘未沉，火船冲到岸边，民船烧掉不少。[78]
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3]:65清军三路兵丁，一哄而溃退。[3]:65英军以火轮船1只进至泥城港，施放火箭，烧毁聚泊在港内的清军师船、火艇60余只；英舰3只泊白鹅潭，发炮轰击西炮台。23日，义律发出告示，限清军在12小时内退出广州城，否则就要率兵占据城池。当晚，英舰23只开进虎门，掳掠师船和民船50多只，溯珠江至广州城下，炮攻西炮台、天字码头和东炮台，纵火焚烧城外民房。24日，英军在广州登陆，清军望风溃逃，从广西采运而来的木筏材料和30余只油薪船，尽落入英军之手，英军乘势占据泥城炮台。一路从十三行商馆区登陆，占领商馆。奕山下令紧闭城门。25日，英军继续登陆，扫除沿途的障碍。当日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78]炮台清军阵亡500名，南海义勇和湖南兵在广州东门校场发生大规模械斗。[22]英军包围广州，在高处架炮轰城内，击毁两个火药库。[7]:19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挥18000人尽退城内，秩序大乱。[3]:655月26日上午，广州竖起白旗，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7]:19英军以死9人，伤68人代价击败2万中国军队。[78]
奕山退兵[编辑]
主条目：广州和约
1841年5月27日，义律与奕山代表订立《广州和约》，规定：中国钦差大臣和军队于6天内退至广州城外60里地方，1周内缴出赎城600万元，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3]:65。事件未解决前，不得设防，赔偿夷馆损失30万元[3]:65。奕山不但率部撤离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600万银元的赎城费，仅怡和行伍崇曜就出资80万银圆[80]。
收钱后，英军纪律不佳，5月29日，自广州近郊撤退，沿途淫掠，约有200多名英兵为数千乡民围困于城北三元里[3]:65。第二天，英军2,000人来援，乡民依然不退[3]:65。当时雷雨大作，英兵火枪失灵，十分狼狈，死伤20人[3]:65。广州知府劝乡民解散，始获无事，此为广东间第一次的直接抗英行动[3]:65。继而发布“誓灭英逆”文告，情绪高涨，自信至强，各种反英组织跟着成立[3]:65。
《广州和约》等于完全投降[3]:65。奕山惟有捏造谎言，对朝廷交代[3]:65。他说：第一，因为广州居民吁恳保全，英人自诉苦情，请“大皇帝开恩，追究商欠，俯准通商，即退出虎门，不敢滋事，”所以才暂准所请[3]:65-66。第二，行商积债600万元，除自筹200万外[81]，馀由库贮拨借，分年归还[3]:66。第三，退驻广州城外，系为弹压土匪，且天热雨多，亦不得不择地安营[3]:66。为了不被皇帝惩罚，奕山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82]。举棋不定、忽剿忽抚之道光何尝不明内情[3]:66[83]。事己至此，只好认可[3]:66。禁烟久已不提，不谈痛剿，命令调赴广州各军均撤回原伍，沿海防守官兵裁撤，以为中英关系已定，不料英军正大举而来[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