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10-23
研究辛亥革命，我们就知道应该怎样提升人民的民族，民生，民权等等的大问题。
第2个回答 2011-10-24
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第3个回答 2012-04-30
希是稀少的意思，也是就说直到1914年，北京的民众都没有什么把辫子剪掉的，说明辛亥革命虽然意思深远，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
第4个回答 2011-10-25
百年辛亥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次日，革命党在武昌红楼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和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清王朝统治开始土崩瓦解，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即告结束，民主共和的大门由此打开。
如今，这次伟大的革命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无论学术界还是民间大众，都对这次革命赋予了极高的评价。那么，这次革命真的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吗？
背景：
政治：清花未凋敝
1 清政府的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尤其是清政府准备实行立宪时，革命党人就感到他们的机会渺茫了。客观的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好邻居”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为借口给中国政府捣乱，中国的立宪道路是否可以进行下去，还是个未知之数？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到限制，可以形象的解释成“大树底下好乘凉”日本的绿荫着实给革命党人以一定的有力支持。
2 清政府的新政体的改革，一系列救亡图求富的运动的确做的不错。对当时的中国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庚子之后的乱局，很快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科举制的废除原本以为会遭到很大阻碍，但也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存在很多问题，只有山西少数地方对新式教育不满，有过一些反抗但规模并不大，（所谓的反抗主要集中在土地丈量和人口清查方面）新式教育在中国安家落户。
经济：虽然有庚子偿银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收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各地的财政也有大的结余。(可百姓却愈加贫穷)爆发武昌首义的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他们发现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左右的存银。哎！！！！经济决定上层建筑，这笔钱便维系了革命党人的命脉。
就以往研究来说，凡是改朝换代必定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狼烟，但清末恰恰不是这样的。政治不算清明，但也比庚子之前好得多。
晚清的致命错误：领头羊的失误，像是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的错误，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沦丧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的经济血管上开了一个大口。这样的错误极大的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理性。这样便给了革命党人机会，继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才是更多的汉人精英认识到这个朝廷是个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理性进一步降低。“非我族类
在慈禧之后，少不更事的亲贵大臣，错估形势，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懒得自己手中，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的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早已满轻汉重。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贵大臣，既无从政经验有无办事能力，这样贸然收权，不坏是才怪！当武昌军兴时，便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除皇族内阁，答应立宪党的要求，但为时以晚，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
从历史来看，这不仅是满族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革命党人的准备：
1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体兴中会，提出要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像美利坚各众国那样的共和国。它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1905年，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相继出现，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孙中山概括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宏伟蓝图。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
2 同盟会成立后，即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展开思想论战，大力宣传其政治纲领。论战主要围绕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等问题展开。革命党人在宣传革命理论的同时，还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其中，1911年4月黄兴等人发动的广州起义最为著名。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武昌地区革命形势高涨，起义一触即发。10月10日，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率先发难。起义胜利后，成立湖北军政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宣布五族共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总指挥吴兆麟说：“预收新军全体归来之效，非借黎元洪资望不可。……借黎元洪之名以号召天下，一则使各省可表同情，二则是外人不敢轻视。”）
意义：辛亥革命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不是风俗的变化，也不是新事物出现的零星变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王朝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会来临，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到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有像法棒一样，带给中国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没有走上富强，反而军阀混战，社会制度更易混乱。存在两千多年的帝制土崩瓦解，骤然实行共和制，这样生吞一个大粽子，未免有些消化不良。但人们不情愿看到刚刚确立的进化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承认自己跟西方人不一样，没办法原封不动的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是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好把混乱归咎于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有在前进方向上更激进，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谁也难弄懂明白的世界。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清王朝的复辟，只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例如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的自己的主张。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做不了中国的主。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这也昭示了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到来的必然性）国人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
总的来说辛亥革命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与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有着历史的传承，因此，它既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也有现实性的重要意义。辛亥革命未能实现革命目标，其间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总结，也为认识中国国情、坚定我们的选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历史依据。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都需要强有力的政党领导。辛亥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的对象选择是正确的，革命党人也富于革命的理想、不惜牺牲的精神。但是，辛亥革命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历史任务，从这个角度说，辛亥革命又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缺乏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是失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是完成中国近代历史任务的出发点。辛亥革命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领导的革命运动。因为内外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即他们在历次重要政治关头表现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不敢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口号，不能提出切实的反帝反封建主张，从而也不能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使革命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而只能是对列强妥协，对军阀实力派妥协，最终使革命果实落到了袁世凯这样的军阀武人手中。事实说明，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担当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性任务，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也无论是历史性意义，还是缺陷和不足，都是今天纪念辛亥革命时应铭记在心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百年历史证明：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由孙中山的朋友和合作者、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其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完成的。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够想起点什么，别白过了。
槿君
2011年10月2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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