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
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张桂梅的事迹被报道后，有人慕名而来。
2004年，时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陪张桂梅到央视录制一个节目。去北京的路上，张桂梅说起了自己的这个梦想。杨文华教高中出身，要给学校修个实验楼，修个学生宿舍，和校长一起跑断了腿要钱。
张桂梅请云南省总工会的人把她的身份证、劳模证明、报纸报道和种种获奖资料复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为了办女高，二也是为了儿童之家。后来她有经验了，不去单位找难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着人问，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有个孤儿院，我想办个学校。
转机在2007年出现。这个曾经坚定的反对者杨文华，看着张桂梅在北京。各级的压力就来了，女高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十七大新闻播出那天，王秀丽收到了张桂梅的回复，只有一句简短的「谢谢」。后来见面，王秀丽就说她，你还挺傲娇的呢。但她知道，张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委屈。
女高建校那年，张桂梅有一次打电话给王秀丽，在电话里一直哭，说，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死掉了。王秀丽赶紧去找她，半个小时后到了，张桂梅还在哭，也不说为什么。那天，王秀丽没去上班，就陪在她身边，静静地听她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