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党的思想传播者、实践者。对于如何培养新时期我军“生命线”的举旗人，严高鸿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并倾注了全部的激情。
“大道始于情，传播信仰没有充沛的激情是不能深入人心的！”严高鸿的这一信念，使他的教学实践总是热情澎湃，令人感动。
1978年夏末，严高鸿完成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三年的学业，相继收到两份调令：一份是南京军区机关工作；一份是进入南京政治学院当教员。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了当一名教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能够做一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教员，那是多么神圣的事情！”
1985年9月的一天，严高鸿和顾智明坐上了成都飞往拉萨的航班，他们刚刚结束了在四川的授课任务，正赶往西藏继续理论宣讲之旅。高高的雪山下面，他们感受到了官兵们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热爱。等不及适应高原反应，就奔赴基层部队。从拉萨到山南再到林芝，每天近600公里的颠簸，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忍着头昏脑涨、浑身酸痛、吸着氧气，讲台上的他们始终精神百倍、激情四射。一个星期后，两人又匆匆赶到沈阳军区……跨越南北历时一个多月的巡讲中，严高鸿和顾智明先后授课40多场次，行程近万公里，听课官兵达7万多人次。
2010年12月21日晚，严高鸿的灵堂前聚满了从天南海北赶来的学生。在他们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深深印刻着老师满怀热情的教诲。人群中，一个叫沈根华的学生沉痛地哭泣着：“导师，我舍不得您走啊……”2006年，沈根华进入南京政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了解到沈根华还没有确定课题方向时，严高鸿鼓励他与自己共同研究一个关于和谐社会建设问题。这是一个关乎当代信仰，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课题。对于如此重大的研究课题，沈根华担心自己难以完成。严高鸿说：“如果你愿意为信仰而工作，那你就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严高鸿还亲自担任课题主持人，参与到课题的设计工作中。经过精心准备，他们立项的《和谐理念论》申报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此后，严高鸿带着沈根华跑遍南京知名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文献。一次次往返图书馆，一遍遍开展师生长谈，一个个不眠的思考之夜后，20余万字的研究初稿出手了。 严高鸿主编《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一共13年，先后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期刊奖提名奖”、“全国三十佳社科学报”、“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等荣誉，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善于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优秀人才。
2000年6月，一封署名“方永刚”的信，寄到了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编辑部。当严高鸿审阅信中随寄的《西方国家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特点及对策》一文后，对作者的才华和探索非常欣赏。一段长达8年的倾心交流自此开始。2004年5月，正在读博士的方永刚和导师黄金生教授，专程从大连赶来，向严高鸿征求博士论文开题的意见。方永刚身患重病以后，还给学报编辑部写来论文。方永刚不止一次地说，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道路上，严教授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和信心。后来，当得知方永刚因病去世、中央军委授予他“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荣誉称号时，严高鸿两次流下热泪。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和学报编辑部的同事们：“在思想文化大激荡的时代，我们要好好向方永刚学习，做一个勇于探索真理、善于发现人才的人。”
世纪之交，邪教和伪科学一度沉渣泛起。严高鸿作为学报主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全国学术期刊中率先开设“坚持唯物论、反对伪科学”专栏。不久，一篇由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所写的《共产党人必须是无神论者》发表在1999年第4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上。由于这些文章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的工作大局，江苏省新闻出版局通报表扬说：“这家学报的办刊经验将在学报界产生先导性示范效应，使高校学报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杂志’。”
为大家做出好样子，是严高鸿最突出的工作风格。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人主张“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并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严高鸿很快写出了《新时期必须把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地位》一文。严高鸿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等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与思考，撰写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立足于“总体布局”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等55篇理论文章。由严高鸿主持完成的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研课题有8项，出版的专著和教材17部。在带头作为的同时，严高鸿依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先后组稿900多篇，集中探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思想。 “宁肯透支生命，也不拖欠使命。”在严高鸿看来，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品、德、才的统一体。党性的光辉，可以让人变得更有魅力。凭着在这方面的执着追求，严高鸿在学院素有人气高、人缘好的口碑。1983年，哲学教研室副主任职位空缺。在学院考察和民主测评中，严高鸿一直名列前茅。同事们也私下议论，严高鸿挑上这副担子没有悬念。出乎意料的是“花落旁人”了。当同事们为他惋惜、议论时，严高鸿却一头扎进教学中，绝无怨言。上世纪90年代初，严高鸿接到深圳大学的邀请，请他到该校哲学系担任主要教学工作，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当时正值“下海热”。家人劝他说：“深圳是经济特区，待遇又好，去了也是当老师，照样能教学生啊！” 严高鸿终究还是谢绝了。
关心老同志，帮助新同志，热情为每一个有求于自己的学员提供帮助，却从来不向组织上伸手，这是严高鸿31年教授生涯中最常见的“风景”。无论在教研室，还是在编辑部，遇到“思想疙瘩”的同志，都愿意找严高鸿交交心。曾经的教研室主任方云光赞扬说：“严高鸿不仅学问一流，做人做事更是一流。”
在严高鸿口中，对战友们永远都是“同志加兄弟”。
“老弟，昨天下午和今早痛得厉害，明天新闻系4个博士生开题，已无法更改，后天能否去八一医院查一下？添麻烦了。严高鸿”这是严高鸿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短信。2010年12月18日上午7时45分，严高鸿第一个走进答辩会场。答辩开始后，严高鸿凝神细听学员的论文陈述，不时拿起笔来记下自己的意见，并对博士生刘大勇的论文进行15分钟的讲评。10时30分许，严高鸿高昂的头突然低垂下去，呼吸变得异常急促。送到医院半小时后，这位坚守信仰、“播火”不息的忠诚战士与世长辞。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道：心源性猝死。噩耗传来，人们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2010年12月23日，严高鸿去世后第5天，江苏省高校学报研究会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暨第7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开始前，一向敬重“老大哥”党性人品的会议代表们，集体为他默哀3分钟。在严高鸿的追悼会上，南京政治学院政委程建国说：“教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千千万万‘举旗人’的培养，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来，严高鸿就是南京政治学院师魂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