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巴尼亚，艰苦经商，经历动荡，遭遇绑架
我是温州人，可能有些人知道，温州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我在1994年5月份出国到了阿尔巴尼亚，在出国以前我的经历可能跟好多国内的人差不多，1976年当兵，在部队里面打了几年篮球，然后回来又在温州汽车运输公司里面当个小干部。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大家都是文学青年，也写过一些东西，写过一些中篇，一直到1994年以前，我后来觉得在温州这么一个小地方再呆下去，对写作来说也写不出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已经写作写了好多年，我记得海鸣威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菜鸟去学写作，你学了五年，假如这五年你一点成就都没有，那你就不要写了。
所以刚好有一次机会，我的一个亲戚，他原来也是国家的一个干部，他先到了匈牙利，他在匈牙利做生意，有一伙阿尔巴尼亚人买了他的货，但是钱没有付，那个人走了以后他去追那个人，他后来从匈牙利开车沿着欧洲几号公路一直开，开到阿尔巴尼亚去找那个人要钱。结果他一进阿尔巴尼亚，觉得阿尔巴尼亚这个地方非常好，因为92年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原来社会主义国家刚好倒台变成自由国家，那时候就是自由经济，缺很多东西，后来我亲戚就在阿尔巴尼亚留下来了。他后来告诉我说那个地方很好，你愿不愿意来。我当时在温州也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后来这个机会我就出来了。我记得我是1994年5月份飞到阿尔巴尼亚。我现在还记得飞机先飞到意大利、罗马，从罗马换一个小飞机再飞到地拉那，但是在飞机上空看下去，地拉那很小，特别贫穷，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阿尔巴尼亚做生意。
我们到阿尔巴尼亚去的时候根本想不到以后会回到写作这个事情，刚到那边以后就是努力做生意。可能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可能知道阿尔巴尼亚，那个地方我们是有点熟悉的，因为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有好多阿尔巴尼亚电影，不会对那个地方太陌生。我到了以后确实感觉到，阿尔巴尼亚国家是小，也比较落后，但是它所保存的欧洲文化或者说那种美感特别感人。他们国家特别悠闲，早上7点钟上班，一直上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下班，下班以后吃中饭，吃完中饭回家睡一觉，大概5点钟左右所有人都会去逛街，他们几条大的街道花园到处都是人，很多人，大家很开心，在咖啡店里面喝咖啡、聊天。到了周末，不管有钱或者没有钱，他们都会到海滩去游泳、喝啤酒，特别的高兴。我们就在这么高兴的一个地方做贸易。
我们当时做的是药品生意，从中国进口青霉素、扑热息痛、链霉素这一类的药。阿尔巴尼亚用中国的药，对中国的药特别相信。我现在记得第一个集装箱过去的那批药，当时他们缺，一个货柜的青霉素，当时商标上面印的字都没有拉丁文，全部是中文的青霉素。我记得那个厂家是石家庄的一个制药厂。到了那边以后，人家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名字看不懂。当然有个别的药剂师能看得懂，但是大部分人看不懂。他说这样不行，建议我们又改过来。怎么改呢？当时中文已经印好了，我们就建议用不干胶印一个贴上去，但是那个货柜有几千箱，每一箱里面一千瓶青霉素，如果手工改的话非常大的工程。后来我们那个房东，他好象是一个飞行员，他的老婆去过中国，也是一个医生，她说你交给我，我让隔壁邻居给你贴，一箱青霉素，一个美金就可以搞定。结果她发动了周围那些居民做这个，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刚好九几年的时候变化过来，他们非常穷困的，大家连面包都不舍得吃。结果想不到号召力那么大，她一号召出来，第二天一开门，外面的人都在排队等着拿青霉素回去帮你贴上。有些人告诉我说，这个人是阿尔巴尼亚原来驻奥地利的大使，这个人原来是一个画家。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让阿尔巴尼亚这么尊贵的人去做这点小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很高兴，因为当时他们经济很困难。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阿尔巴尼亚做药品生意。所以通过这些事情接触了好多阿尔巴尼亚普通人的生活。
在阿尔巴尼亚还有很多的中国人，中国人的背景也比较复杂，有些是做生意，但是也有一些是做偷渡的。为什么做偷渡呢？因为在阿尔巴尼亚那个位置，刚好在巴尔干半岛，它的地理位置跟意大利割着一个亚格里亚海，那边就是东欧，这边是西欧，东欧和西欧是天壤之别，世界各地要偷渡的人都通过阿尔巴尼亚这个地方偷渡到那边，所以当时在阿尔巴尼亚那个地方有好多搞偷渡的。我们做药品贸易赚了一点钱，刚好那边有一个中餐馆，意大利的华侨开的中餐馆，但是他开中餐馆的目的是想利用中餐馆从中国偷渡人口，他开了中餐馆以后带了好几十人作为自己的工人，然后把哪些人弄到意大利去以后那个中餐馆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说要转让给我们。我们刚刚到那边，觉得中餐馆没有做过，觉得做一个也蛮有意思，可以用中餐馆吃饭，也可以赚钱，也可以接待朋友。所以一边做药品生意，一边做中餐馆。但是说实话做中餐馆我们也不懂，吃了很多亏。但是做中餐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各个方面的人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包括在阿尔巴尼亚也是一个首都，世界各地在那里都有使馆，结果世界各地使馆的官员也到我们那里吃饭，接触的人很多。还有好多做偷渡的人经常来我们这边吃饭，所以当时在那边偷渡的黑道人倒是认识了不少。
记得有一回，我们当时有一个女的，姓黄，她也是温州人，她以前在奥地利做偷渡，非常有名的，在奥地利开了一个酒楼叫上海楼，实际上是一个偷渡的中心。结果警察一直在监视他们，最后把她抓住，把她赶到了阿尔巴尼亚去，她又经常在我们这里吃饭，我们都熟了，后来她还介绍我们去了一次希腊雅典，她说她有一个朋友在那边也是做偷渡的，后来我们也见过了，那些黑道的事情蛮有意思。那个人开车都是开劳斯莱斯的车，跟希腊高级官员都是有联系的。所以开这个餐馆对我们接触那些偷渡的事情，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了解渠道。后来那个餐馆开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想开了，跟原来那个房东交涉，意思是说这个餐馆我们不想开了，再开下去我们自己也没精力。房东知道我们要走了，那天喝酒之后找我们，进门以外把门拴上拿出手枪。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跟我们走。我说为什么跟你们走？他说现在把门拴上，里面东西都归我们。后来我们趁乱走了，最后谈判陪了他一些钱我们总算脱身了。那段时间餐馆的故事给我提供了很多的素材。
在阿尔巴尼亚我们还经过好多次的动乱，那个地方原来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民主以后有两个党，一个是社会党，一个是民主党，这两个党一直斗来斗去，经常打架。最大的一次是，因为那些国家是这样，阿尔巴尼亚人脑子比较简单，大家都想快速的发财，结果他们搞一次集资，所谓金字塔式的集资，给你非常高的利息，你给我1万块钱，我给你30%的利息，他是不断的往上面发展，无限制几何型发展下去，但到一定程度是会垮台的。终于有一次整个垮台，整个阿尔巴尼亚那些老百姓的钱，在一夜之间蒸发了一半，结果整个国家闹起来。他们打开了军火库，那一夜之间有100万支枪流出来，反对党动员老百姓，让老百姓把军火库打开，然后全国起义。但是我们华人在那边也是蛮危险的，现在我们看到利比亚这些事情，我们那次是96年还是95年，当时那边有一家建筑公司，叫南昌什么建筑公司，这家南昌建筑公司最早是在科威特那边盖房子，结果伊拉克萨达姆打科威特的时候把他们打跑了，后来又跑到利比亚，在利比亚盖房子，结果房子盖好之后拿不到钱，因为利比亚是美容对他们进行金融制裁，他们的钱换不了流通的钱。结果到了阿尔巴尼亚房子盖的差不多又碰到动乱，阿尔巴尼亚的暴民进去把他们的东西都抢光，200多工人，所有钱财全部抢光，设备全部抢光，那些人最后到中国大使馆里面避难。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在打，所有人都有枪，大家都不敢出来，结果粮食都没有。我记得我们到大使馆的时候，大使馆官员对我们说，现在最麻烦的事情，所有马桶都堵住了，因为民工进来之后用报纸解手，把所有马桶都堵住了。那次事情蛮大的，最后中国政府撤侨，中国军方通过希腊，希腊海军派了军舰去接中国的华侨回去。当时地拉那又不是海港城市，杜拉斯离地拉那还有50公里，那天撤侨的时候，中国使馆先要组织人员坐大巴士，先到杜拉斯坐军舰，然后再转飞机飞回去。那些事情我们都经历过，确实蛮恐怖。但是那次我也没有走，我就留在那里。因为说实话，我们刚好有大批的货物在那边，走了的话肯定会丢失。后来又听新华社的人跟我说问题不会太大，因为当时欧盟、北约准备介入，果然不到一个礼拜以后，有八个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联军派进来，后来把局势控制住。当时我们在那边就经历了这么一个事情。反正在阿尔巴尼亚那几年老是这种事情，一直在这种事情折腾中度过。
但是在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种感觉，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看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比如《脚印》、《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所以到了阿尔巴尼亚总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到阿尔巴尼亚第一年，有一次去边境的城市，那个城市跟希腊挨着。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结果去了以后，进入那个城堡以后看到那边有一棵树，下面有一个少女的雕像，后来我问说这个少女雕像是什么意思，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少女雕像就是《宁死不屈》米拉的塑像，就是电影里主人公的原形。当时为这个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宁死不屈》这个电影，当时在七十年代就看过，那是一个很远的记忆，我1994年的时候到了国外，又接触到电影里的原形，当时觉得蛮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文学的时刻，因为我离开中国，我以为再也不会接触到文学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想起来，原来空间这个东西是一个相对的，到了那里反而会到文学里面。那时候感觉自己出去了这么长时间，原来文学在心理还没有忘记。但是那个时候还不会写作。
后来又出现一个事情，在1998年的时候我马上要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有一会被人家绑架了。当时已经在阿尔巴尼亚做了好几年生意，大家也知道有我们这家公司。那是一个周末，我本来在海边，突然有人打电话说要过来买药，因为我们当时准备去加拿大移民，有一个电话过来说要买大批药，我就回来了。结果一回来以后上当了，那个年轻人把手枪拿出来，他要绑架我，叫了好多当地人，头上都蒙面，拿着冲锋枪，就把我绑走，放在一个地下室里面。在那里关了一个礼拜，那是一个非常苦难的日子。但是后来没死，警察救出来了，这些东西后来都成为素材，我把自己的经验都写到书里面去。但是有一个事情我印象很深，当时命都没有了，整天被绑着，头上蒙着胶布，有一天感觉到防空洞里面好象有一点空气流进来，好象有一点青草的味道，后来又听到小鸟在叫，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可能离生命不是太远，外面就是自由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心里有一种冲动，假如我自己能够活着出来，我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后来我很奇怪，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居然还能想到写作的事情。后来我知道，写作在我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觉得挣钱、生意都不是要紧的，那些都可以放弃，但是还是会想到写作。后来运气好出来了，出来之后又移民到加拿大。
去往加拿大，重新开始，自此停留下来
我是1999年2月份到加拿大的，因为以前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自己跟我的亲戚两个人在那边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是带着我的太太跟我女儿一起去的，这回带着一家人去责任就更重了。我们到加拿大2月份，刚好过完春节。到了加拿大天气冷到零下20多度，没有想到那么冷。本来说好一个移民律师接我们，但是那天可能飞机晚了，律师也没来。好在我在阿尔巴尼亚呆过，语言没什么问题，我后来告诉出租车司机，我说你带我们去离唐人街比较近的旅馆里住下来。就这样，一个人都不认识，在加拿大多伦多，先到旅馆，然后一步一步开始自己的移民生活。
到了加拿大以后又重新开始，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们做药品生意，但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做药不行，因为加拿大那边是高度发达的地方，做药品这些东西有非常高的标准，根本不会用中国的药品。然后在那边开始做一些小商品，因为我们温州人嘛，其他可能不会，做点小生意可能稍微顺手一点，而且像我们这种人也不可能做专业的工作，总喜欢自由的，做生意相对自由一点。我运气还算不错，在那边大概做了五年生意就把生意做起来了，刚开始也是很辛苦的，我记得到了那边以后，从头开始嘛，我就先去学习，我在报纸上看到广告说中国人的公司招一个做仓库管理的人，我就去了，实际上也是为了学学生意，我现在想起来那次对我收获还是很大的，那个老板姓刘，是一个上海人，他当时年纪已经很大，六十多岁，像他们这样的人一辈子非常辛苦，整天上班从早干到晚，而且好象旧社会一样的，我们来的时候当学徒一样，吃过饭以后你要给他洗碗的。开始去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后来想想对我很有好处。通过给一个老先生洗碗，把自己的虚荣心都去除了。这个老先生后来很有意思，他六十多岁生癌症了，但是他的生意还在，我那时候已经开始自己做生意，他有一天告诉我，他说小陈我已经有癌症了。我说你身体这么好怎么会有癌症？他说医生诊断最多十个月时间。他说十个月的时间医生让我过上生活质量比较好的日子，也不要把自己搞的那么辛苦。他说那十个月好好过日子，但是我看那十个月他还是在做生意，他想把生意卖掉给他老婆。但是这个先生身体比较好，他后来也吃了一些药，过了十个月以后身体还挺好的，结果他整天碰到人反而要向人解释，本来十个月之后要死了，但是还要跟人解释说没死。但是过一年半以后他还是死掉了。这个事情对我有触动的，后来我想想，我为什么要做生意？我做生意总是要有一个目的吧，这个老先生做到最后就这么糊里糊涂死掉了。那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应该想想做些什么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自己生意做的还可以，我慢慢把精力收起来回到写作上。
因为我出国十多年，又是在国外，离中国这么远，中国文学发展到什么情况我都不明白。好在加拿大那个地方有一点中文的语言环境，有好多中文报纸，比如《民报》等等，又有互联网，可以了解到中国国内的情况，那边也有一些写作的人，包括我的一个老乡，国内蛮有名，叫张龄，他已经写的不错，对我也是一个榜样。我是从2005年开始写，写了第一个中篇，后来那个名字改成《被绑架者说》，发在《当代》上面，后来在《收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一路发下来，也出了几本书，我算运气比较好的，后来出版单位、杂志社的领导都对我非常关注，在我离开文学这么长时间以后还能回来，做了这么长时间生意以后，本身就是一个小生意人，如果不回到写作，我大概也跟温州的小老板差不多，打打麻将，一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但是我回到写作以后，我觉得这一步走的还是对的，自己有好多事情还是可以做，还是可以写蛮多的东西。因为自己在外面经历的东西也多，自己想的东西也蛮多，还可以再写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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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 1932年8月生，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中共党员。新闻编辑。16岁参加中共游击队，从军30年。1978年从解放军转业后先后任广播管理科科长、宣传科长、主任、台长等职。1985年为改变梅州人民10多年来只听转播广播电台的历史，筹备建立梅州电台并出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梅县转播台编辑室主任，首创客家话自采、自编、自播广播节目。1988年筹办梅州市电视台并出任该台第一任台长。从此结束了梅州人民听不到自办广播和看不到自办电视节目的历史。从事新闻宣传工作40多年来在中央、省、市电台、电视台和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类稿件千余篇，获省市新闻奖20多篇，著有革命回忆录《山谷电波》，小说连载《山路弯弯》，《脚印》2003年出版，发表论文《发展山区电视途径的探讨》等10多篇。编审广播、电视新闻、专题、文艺稿件3千多万字，主编出版了铁道兵战士回忆录《难忘的岁月》，参与主编革命回忆录《红色征程》、《为了明天》，协编《延安电波指方向》等著作。任电视台台长期间曾组织拍摄和参与编审制作电视片《世界客属联谊在梅州》上下集及《阴那灵光》、《历史名城梅州》等片均获市一等奖。近年多次参加省市摄影作品展，《不灭的明灯》、《秦淮河畔》等多幅获奖，摄影作品《睡莲》入编《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2003年《不灭的明灯》入编纪念毛泽东110周年《中华当代书画作品博览》画册并被评为优秀奖；《溢彩流金》入选《中华翰墨艺术宝库》一书。2003年6月28日荣获《当代中华诗神》荣誉称号。96中国“芙蓉杯”诗书画印大奖赛荣获诗词优秀奖。
男，汉族。1937年出生，广东省普宁市人。大专文化程度，经济师。历任汕头华汕电子器件公司党委书记、医药 (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职。在华汕电子公司任职期间，敢于改革，当年扭亏为盈，并连续五年取得近三千万元的利润。85年被全总授予“全国立志改革者”称号，并荣获“五·一”劳动奖章。任医药(集团)总经理后，开拓进取，促进了医药集团的发展，获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