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报刊出版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政治和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集中反映。在夺取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斗争中，作为直接参与揭露和推翻反动统治的一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工具，报刊宣传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25年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创办《政治周报》的目的：“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9]1929年12月，他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一文中强调：“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1931年3月，他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就如何出版《时事简报》的问题重申：“《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11]1948年4月2日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标志着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正式形成。他在讲话中说：“报纸的作用，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2]
基于对报刊性质和作用的这种认识，毛泽东一贯强调报刊宣传的阶级性。他告诫新闻工作者，在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理论面前要提高警惕：“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13]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首先就是从增强党性入手的。毛泽东为之提出了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党报的奋斗目标。在此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问题。1942年9月，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叮嘱：“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14]他认为党性原则是党的报刊的基本特征，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他一再要求各级党委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社的领导，务使报刊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努力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在毛泽东看来，党性原则的主要内容，就是无条件地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策略上与党保持一致，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5]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是革命工作取得胜利的保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毛泽东主张，报刊宣传要获得好的效果，应该走群众路线：“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6]1942年9月，《解放日报》改版以后，第四版因为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读者不是非常满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专门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请他们帮助征稿，以增强报纸的群众性。党的报刊要做到耳聪目明，就要动员全党参加报刊工作。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要为党报撰写文章，党报编辑部要和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息息相通，联成一气，以使党报成为名副其实的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组织者。党的报刊代表人民的利益，同时又是人民的耳目与喉舌，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来组织稿件。要依靠人民群众办报，要组建与党的生活和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通讯员队伍，组织覆盖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通讯网，并通过他们联系周围的群众，重视刊发群众的自发来稿。1942年3月，毛泽东建议党的机关报，应该尽可能的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一向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他说新闻报道中的文字和材料不得有任何虚假的成分：“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17]1959年6月20日，他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后，指示有关同志：“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18] 忠实地报道事实，既是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要求，也是报刊获得人民信任、发挥作用的主要方法。毛泽东深谙事实胜于雄辩、用事实说话的这个新闻传播规律：“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19]他谆谆告诫新闻工作者，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几次批评有些干部和新闻记者头脑发涨、讲假话：“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20]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并不是说不加任何选择，新闻报道毕竟是一门选择的艺术，毛泽东主张新闻报道还要有“无闻”[21]，如建国初期，禁止鸦片烟和改造娼妓以及在一些新解放区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当时就采取了只做不报道的方法，事实证明这种“无闻”是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自由的状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提出，必须剥夺反动派的出版自由，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接收属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方系统下的各机关出版和发行的报纸，接收他们的通讯社和电台。“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距距，不许他们乱说乱动。”[22]这就是舆论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去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22]这是舆论的不一律。一个阶级的新闻自由，总是建立在剥夺另一个阶级的新闻自由基础之上的。新闻自由只能在本阶级内部实现，特别是人民内部的各种观点，应该放手让大家讲出来，就是对错误意见，也应采取说服教育和以理服人的办法。1956年6月，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道，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以为这损害了毛泽东的威信，建议向苏共中央反映这一情况。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写信给刘少奇等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无所谓损害威信。”[23]
新颖及时是新闻传播的另一重要原则。毛泽东非常注重报刊宣传的及时性，强调新闻要新鲜。1948年3月，他看到《山西崞县两个区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的通讯，立即批转胡乔木，指定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24]1951年，他的秘书逄先知有几次因为没有把当天收到的报纸及时送阅，毛泽东不高兴地说：“我是要看新闻，不要看旧闻。”[25]对新闻的快慢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新闻的传播速度强调到绝对的程度。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反应要快，新闻要新，这作为对新闻报道的一般要求并没有错，因为不是写历史，但若一味地追求快速就有可能出错。新闻的新颖性要服从和服务于新闻的真实性。新闻传播速度的快慢，决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到社会传播效果的重大问题，有时甚至要影响到新闻媒体的形象和生存，因而新闻传播更要讲究时宜性。传播总有一个传播环境问题，当条件不成熟时，有些稿件迅速发表反而不好，这时，就要等一等。1955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要好好考虑一番，但后来广播抢抓新闻当天就报了出去，造成其他地方群起效仿，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了起来，工作粗糙，结果造成中央工作的被动。因为新闻媒体的作用太大了，泼水难收，这样的新闻，还不如慢一点好。毛泽东要求新闻工作者，对有些重大问题要仔细斟酌，不可草率从事。
社会批判功能是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价值之一，它是推进社会民主，实现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是揭露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舆论监督的实质就是人民的监督。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一个朝代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疑问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以后，在新闻媒介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舆论监督概念的另一种表述。自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开始，到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批评与自我批评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内容。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新闻批评的原则，毛泽东曾有过著名的论述：“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要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26]党的报刊上要有批评，没有批评的党报，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毛泽东主张不能为批评而批评，批评应该是公正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建设性的，批评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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