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0
我无法解释，为何我放弃了高等音乐理论，转而选择地理和比较政治学；为何放弃了视唱，转而选择犹太历史。但当我在目录中看到这些课程，大声读出它们的名称时，我感受到一种永恒，我想尝尝那种永恒的味道。
学期结束时，我感觉到世界的广大，很难想象再回到山上、回到厨房，甚至回到厨房隔壁房间的钢琴旁，是什么样子。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第一次映入眼帘时，我并没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但这只是因为我的想象从来不曾创造出如此宏伟壮观的东西。我的目光落在一座石雕钟塔上。我被带到钟塔前，然后穿过它进入学院。一大片修剪完美的草坪环绕着湖泊，湖对面是一座象牙色的建筑，我隐约认出是希腊罗马式风格。但它是一座哥特式教堂，长三百英尺，高一百英尺，宛若一座石山，主导了全部的风景。
“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
“我只是站着，”我说，“你们却都降低身体，试图弥补，因为高处让你们害怕。但蹲着走和侧身走并不自然，这样反而让自己变得脆弱。如果能控制住恐慌，这风就不值一提了。”
我想要一个学者的头脑，但克里博士似乎看穿我长了一个屋顶工人的头脑。别的学生属于图书馆；我属于起重机。
我含糊地说想看一些史学方面的。我已下定决心不研究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学家。我想我的兴趣来自学习了大屠杀和民权运动之后的无据可依之感——意识到个人对过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远局限于别人所告诉他们的。我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现在，我需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历史看门人是如何向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妥协的。
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话语和修正过程的结果，也许我就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我被教导的历史。爸爸可能是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卡莱尔、麦考利和特里维廉也可能是错的，但从他们争论的灰烬中，我可以构建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当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我在杨百翰大学的教授们没有一个像斯坦伯格教授那样检查过我的写作。没有逗号、句号、形容词或副词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语法和内容、形式和实质对他而言同等重要。在他看来，一个写得不好的句子是想法构思欠佳，但语法逻辑同样需要修改。“告诉我，”他会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用逗号？你希望在这些短语之间建立什么关系？”当我给出解释，他有时会说“完全正确”，有时会对句法进行冗长的解释来纠正我。
从父亲那里我学到，书籍要么被崇拜，要么被摒弃。上帝的书——摩门教先知和开国元勋们写的书——不是用来好好研究的，而是用来好好珍惜的，因为它们堪称完美。我被教导，像麦迪逊那样的人的话，要被视为模板，我应当把自己思想的石膏倒进这个模子，按照它们完美无瑕的模型轮廓重塑自我。我读这些书是为了学习该思考什么，而不是如何自己思考。与上帝无关的书则被驱逐，它们是一种危险的存在，不可抗拒地强大而狡猾。
为了撰写论文，我不得不换一种方式读书，不让自己陷入恐惧或崇拜。伯克捍卫过英国君主制，因此父亲会说他是暴政的代理人，他不会允许家里有这样一本书。信任自己，去阅读这些文字，让我感到一阵激动。读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作品时，我也感受到类似的兴奋，尤其是在我放弃他们的结论而支持伯克的观点，或者是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这种阅读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设：书并非儿戏，我也并不软弱。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毒药，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对我大喊大叫，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丑恶一面必须得到表达。如果不是用他的声音来表达，我就需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
从那些精致美丽的人和事物中逃离出来是一种解脱——我允许自己不可爱，但不是给人当绿叶。
克里博士说他一直在观察我。“你表现得像是在假扮别人。好像你觉得你的生活全靠伪装。”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你从没有想过，”他说，“你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待在这里。”他等待我做出解释。
“我更喜欢给别人上菜，”我说，“而不是吃菜。”
克里博士笑了。“你应该相信斯坦伯格教授。如果他说你是一个学者——我听他说你是块‘纯金’——那么你就是。”“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说，“一切都闪闪发光。”
“你千万别这样想，”克里博士提高声音说，“你不是愚人金 ，只在特定的光线下才发光。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剑桥，而是在于你自己 。你就是黄金。回到杨百翰大学，甚至回到你家乡的那座山，都不会改变你是谁。那可能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黄金，在某些光线下也会显得晦暗——但那 只是错觉。金子一直是金子。”
我不确定克里博士是否对此有所怀疑。但他明白，我执着于衣服，把它们作为我不属于这里的象征。临走前他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让我站在教堂旁边，惊讶得一动不动。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他说，“斯坦伯格教授说这是《卖花女》。想想那个故事吧，塔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声音洪亮，“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