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诗歌 清初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在当时汉族人民和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的情况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遗民”诗人,他们有的直接参加抗清的政治、军事斗争,甚至以身殉难。有的以流亡隐居或削发为僧保持气节,志行皎然。他们写了不少表现民族大义、闪耀战斗光芒的诗篇。有的诗篇因受禁锢而失传,但流传下来的还是富有反抗精神的。这些诗人,主要有顾炎武、阎尔梅、傅山、黄宗羲、钱澄之、归庄、吴嘉纪、王夫之、吕潜、吕留良、屈大均、陈恭尹等。
顾炎武
顾炎武,字宁人,别号亭林,他学问渊博,并在明清之际以品行高洁而著名于世。明末清初是社会动荡的时期,顾炎武亲身经历了这些沧桑之变,并将它们写进了自己的诗中。顾炎武的诗非但记录了一代历史的变迁,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情操。
在明清易代之际,他时时眷念故国,至死不事清廷,体现了凛然的民族气节。他对一些坚持抗清和被清政府杀戮的仁人志士深致敬意,如陈子龙抗清被俘,宁死不降,投水自尽;顾炎武听说后写下了悲愤感人的《哭陈太仆子龙》。反之,他对投降清廷的官僚深恶痛绝。
顾炎武还有不少拟古、咏史之作,往往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表述出自己的抗清复明志向。有些咏物诗运用了托物寄兴的手法,也都是言志抒情之作。他一生足迹遍天下,因此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歌颂祖国山河壮丽的篇章,然即使在写景游记之中也时时流露出故国之思,并非泛泛的寄情山水。他的许多酬赠之作也写得感情深挚,声请具见,这类作品常融家国之痛于朋友私情之中,成为对抗清斗争中志同道合者的勉励和安慰,读来恻恻感人。
顾炎武的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就思想内容而言,顾炎武的诗以高尚的民族气节、鲜明的时代特征立于明末清初诗坛,他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后世所崇敬。就诗风而言,他专宗盛唐,后黄宗羲等人力倡宋诗,开始了有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而顾炎武作为清初的的主唐音者,居于开一代诗风的地位,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称他为“前明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
“江左三大家”
“江左三大家”指的是明末清初的三位著名文学家钱谦益(牧斋)、龚鼎孳(芝麓)和吴伟业(梅村)。所谓“江左”,地理上是指靠长江下游左面的一些区域,在那时的政治地理上属江南省,东晋渡江后这一地区一直名为江左。因三人都是江左人,故有此称。
他们三人的诗歌有一个共同点,即宗唐,对于宋诗、以及宋、元、明以来的拟古剽古的萎靡诗风持反对态度。他们与顾炎武及其他几个重要诗人,可视为清诗的开山辟道者。
钱谦益崇尚杜甫、元裕之,其作品集之一的《投笔集》中几乎全是杜甫《秋兴》八首的和韵,是最代表其工力的作品。龚鼎孳的诗和钱谦益、吴伟业有相似之处,但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却有所不及。
吴伟业的诗在三大家中,成就和影响都是最大的;他的诗辞藻优美、音调铿锵,尤擅长七言歌行,他学习白居易的“长庆体”而能自创一格,后人称之为“梅村体”。《圆圆曲》是其诗歌作品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一篇,也是在清诗中享有最高声誉的七言歌行。
《圆圆曲》所书的历史背景是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以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悲欢离合构成全诗的叙事情节。诗中把吴陈情事从初识、定情、分离、被掠到团圆,做了生动的描绘和渲染;同时一个严肃的主题始终贯穿着全诗,即对于吴三桂叛明投清所怀的激愤与讽刺。
从艺术方面来看,自唐代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以后,还没有一篇歌行能象《圆圆曲》那样与之相媲美。吴伟业虽然被认为继承了白居易的长庆体,但他并不把自己的作品限制在对个人的模拟上,而是集合了众多的方面;像《圆圆曲》中作者所屡屡采用的蝉联句法,这在初唐诗人卢照邻、刘希夷的诗中已有出现,使诗歌显得更富有音乐感,也树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