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7-02-17
鲁迅之于钱钟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谢泳先生《靠不住的历史》中有相当长的一节专门论述“钱钟书为何一辈子不愿提鲁迅”，他认为“钱钟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在他看来，钱钟书对鲁迅的评价是负面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谢泳先生用了两种“捆绑”术。
一是用“周氏兄弟”这个词汇将鲁迅与周作人捆绑在一起，把钱钟书批评周作人等同于钱钟书批评鲁迅。谢先生说：“钱钟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以下这段话说的便是他的主要依据：
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钟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钟书只有二十二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钟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钟书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如果不细加分辨，确实会误以为“青年时代”的钱钟书“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既批评了周作人，也批评了鲁迅。其实恰恰相反。
“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这句话，是1932年11月24日鲁迅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演时说的。他还举出这样几类人作为典型例证：一是“在上海以革命文学自居之叶灵凤之流。叶自命为左倾作家，而他后来因怕被捉，于是成为民族主义文学之卒丁矣，彼之革命文学，一变为遵命之文学矣”；二是“有些人一面讲马克思主义，而却走到前面去，如张资平之流，他所讲者，十分高超，使人难以了解，但绝非实际所可作到，似此表面虽是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的文学”；三是“一些人打着‘为艺术而艺术’之牌子，不顾一切，大步踏进，对于时代变迁中之旧道德，旧法律，彼等毫不问及，不关心世事，彼借此幌子，而保自己实力，表面上虽是前进，实则亦是遵命文学”。（参见《鲁迅讲演全集》之第9节《流氓与文学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珠海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鲁迅对他在这句话中所谓的“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都是否定的，钱钟书对“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的批评，包括“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等等，并非对鲁迅此言的批评与否定，倒是对鲁迅此言的支持与发挥。他否定的乃是周作人“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这个观点，认为“此说大可斟”。
要用“周氏兄弟”这个词汇将鲁迅与周作人捆绑在一起予以否定，对于钱钟书来说，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周作人是周作人，鲁迅是鲁迅，尤其是1932年那个时候，“周氏兄弟”早已分道扬镳，周作人的观点，怎么能够代表得了鲁迅呢？比如说，在那个时候，同是写“喝茶”，周作人写的与鲁迅写的，其格调就大相径庭。何况，即使对鲁迅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钱钟书也不必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他既能指名道姓地批评周作人，怎么就不能直截了当地批评鲁迅——那个时候，批评以至于攻击鲁迅的多着呢。
二是用“钱氏父子”这个词汇将钱钟书与他父亲钱基博捆绑在一起，似乎钱基博非议鲁迅，就是钱钟书非议鲁迅。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于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谢泳先生说：“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本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他还提醒读者“特别注意”此书对周作人的一段评价：“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人情喜新，亦复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谢先生认为“本段行文及意思与钱钟书在《新月》杂志上评价周作人的观点完全相同”。
所谓“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说周作人说林语堂则可，说鲁迅却是颠倒黑白的。鲁迅写过不少关于小品文的文章，除了《小品文的危机》、《小品文的生机》、《杂谈小品文》，他的《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以及《题未定草（六至九）》等，也都与“小品文”有关。那么密集地谈论小品文，其背景正是“论语派”对小品文的提倡。这种提倡的要旨，正在于小品文的“性灵”与“闲适”；这种提倡的范本，就是晚明的（不仅是袁中郎）的散文小品。他说：“现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说‘抒写性灵’是它的特色。那时有一些人，确也只能够抒写性灵的，风气和环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写这样的文章。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当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参见《杂谈小品文》）钱中书既关注文坛是非，何尝不知鲁迅的这些观点，能说出鲁迅“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这样的混话吗？
前面那段话，连钱基博也分明是说周作人说林语堂，是谢泳先生硬将鲁迅一起捆上去的，但他引述的《大晚报》上署名为“戚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一文却是专门“论鲁迅”的了：“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然而，诸如此类，能说“钱钟书的文学观和钱基博何其一致”吗？说“树人颓废”也好，说“树人所著……只见小己愤慨”也罢，暂且都不去管它，就说“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这样的昏话，钱钟书能说得出来吗？如此这般地将鲁迅与徐志摩硬扯在一起，让他们同为“新文艺之右倾者”，难道也“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吗？
在对鲁迅的评价上，要将钱钟书与钱基博捆绑在一起的，同样也是不可能的。钱钟书是钱基博的儿子，但他们的气质与文学观未必都一样。钱钟书曾将弄文舞墨的人分为文人与学究，钱氏父子或许就有文人与学究之分。钱钟书甚至还有文章与他的这位“家大人”先生“商榷”呢！何况，钱钟书要批评鲁迅，也没有必要躲在他父亲的身后，附在他父亲的身上。
钱钟书对鲁迅略有微词的倒是1979年他访问美国时的答记者（水晶先生）问。水晶先生问的关于鲁迅的观感，钱钟书回答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认为“钱钟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的谢泳先生，没有放过这一段不可多得的材料。然而，他大概忘记了，同样被他当作珍贵材料引用的并且认为“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的那一段钱基博对鲁迅小说的评价：“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相比之下，钱钟书晚年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的“主要倾向”还是“否定”的吗？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