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8-30
培育新动能并提高产品质量，不断实现价值链位置上移，是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产业革命，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其根源就在于从供给侧产生的多方提升生产要素的颠覆性创新。值得注意的是，颠覆性创新不仅包含技术创新，还包含支撑这些技术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关键性组织原则，也即制度。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的双向作用与交互影响，实质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启。
传统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一旦被用于一种活动，就不能被用于另外其他种活动，且这些要素较易通过市场交易定价并进行短期交易，因此属于竞争性要素。而技术和制度等要素，本质上都是知识型要素，可以在任意领域的活动中自由传播，一方使用的同时不妨碍另一方使用，同时由于其极其抽象，难以在公开市场定价交易，因此属于非竞争性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济增长与发展脉络是沿着对技术和制度的思考而进行，但这两个要素对于现代经济而言还远远不够。实际上，除了技术和制度以外，已经有一个更新的要素——信息，开始对经济增长与发展产生深入影响。与技术和制度一样，信息也符合非竞争性要素的特征。首先，信息可以被很多人共同使用，在不人为设立壁垒的前提下，信息可以在不同实体企业之间共享，消费者的增加也不会引起信息生产成本的增加。同时，信息要素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也是一个“慢变量”。一方面，信息的生产者范围较大且极具灵活性和关联性，这导致了信息生产具有“不进则退”的特点，即某一信息集群如果不具有持续吸附新信息进场的能力，那么这一信息集群也就会逐渐失去价值。另一方面，信息不具有模仿性，无法通过学习或者简单复制进行再生产，这就导致了信息的极度稀缺性和垄断性，信息拥有者也将在市场中取得很大的竞争优势。但是信息的垄断性并不能掩盖其作为非竞争性要素的本质，在未来使用权大于所有权的发展趋势下，垄断性地拥有信息也并不影响分享性地使用信息，因此信息无疑还是一个非竞争性要素。
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的建立和运行需要一份额的资本和人力，而企业扩张中建立新实体，则需要追加一份额的资本和人力，且资本和人力都是很难在不同实体企业之间共享的，这是由资本和人力要素的竞争性决定的；与此同时，企业的建立和运行中拥有一种技术和制度，企业扩建中建立新实体，只需复制原有技术和制度，且若不人为地设立壁垒，技术和制度是完全可以实现在不同实体企业之间共享的，这是技术和制度非竞争性的体现。从宏观层面来看，虽然资本和人力投入的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由于资本严格遵循着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宏观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技术和制度的优化带来的增长因素。然而，技术和制度的要素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同时，对于信息要素来说，随着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每个人都可能是信息生产链条上的一个节点，信息就会呈现分散化和无序化的特点。
如果要对非竞争性要素的特性进行一个总结，那么不难得出“质变”这一特性。所谓“质变”特性，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非竞争性要素在量变的过程中是很难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专利等发明创造的数量实际上并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只有量变到一定程度而出现质变，成果真正实现转化，才能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说非竞争性要素虽然在漫长的量变过程中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却是一个必经过程，无论是否具有“后发优势”，都无法逾越技术和制度等非竞争性要素变迁中的量变过程，在历经这一量变过程后实现质变，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推动作用将是带有革命性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发展壮大新动能，在新动能基础上的产业优化和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基本要求。通过不断发展新经济部门，培育新动能并提高产品质量，不断实现价值链位置上移，是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改变，将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而经济发展新动能对经济的支撑力会有一个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过程，然后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新动能的表现形态之一是要素利用效率的提升。后发优势使得落后或地区可以在劣势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三化叠加，激活了大量的闲置资源，给这些或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改善，这种质量改善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标准，其边际效应在下降。新动能的表现形态之二是要素组合效率的提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素集聚产生的规模效率改进；二是要素在不同部门间流动带来的配置效率改进。新动能的表现形态之三是要素质量效率的提升。要素质量既包括各类要素质量，也包括要素组合的质量。从资本的角度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知识资本、土地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等都有质量高低之分，高质量意味着效率高，例如更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队伍，更高技术含量的物质资本，更高水平的知识体系，单位土地投入带来更高的产出或附加值，更加和谐和更具诚信的社会资本，更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体系，这些资本质量提高都有助于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要实现这些层面向高质量发展转换，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技术和制度是关键所在。产业革命鲜活的经验历程为我们展示了技术及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其中，无论是通过技术研发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引领产业革命的英国和美国，还是通过技术扩散或模仿激发“后发优势”成功实现赶超的日本和韩国，共同的原因都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实现技术升级并最终达到全球范围内的领先水平。
实践证明，只有从技术和制度入手，提高非竞争性要素的供给质量，才能真正掌握经济增长的主动权。且技术和制度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制度要作出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技术对政府管理的要求，技术也只有在制度的支撑下才会形成良性发展。当下，经济发展已经从对“物”的关注转到对“人”的关注，传统的生产要素由于其竞争性的特点，对生产率提升的贡献是有限的。而依托于人力资本得以发挥的制度和技术要素则蕴含无限的潜力。同时，要注重开发信息这一新兴独立要素的功能，推动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实现其改造传统产业和孵化新兴产业的双向功能。发挥好这些非竞争性要素的作用，对于培育新动能和发展新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方面要义，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优化，二是对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优化。落实到生产要素上，技术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反映，制度是对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反映。同时，在新经济背景下，信息要素在反映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两大分部都将迸发巨大的潜能。因此，从非竞争性要素入手，加强制度的改革和技术的创新，并挖掘信息要素的经济潜力，是我国在新一轮经济革命下抢占先机实现弯道超车的必要途径。
要素利用效率和要素组合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效的制度则能够提供公平的分配与激励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制度要允许新要素对旧有要素的渗透、改造和利用，而不是完全弃旧迎新。如果我国可以顺应市场化趋势，不断完善市场制度体系，让要素得以实现最优组合，那么要素组合效率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较快增长。
要素质量提高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最高阶段，而技术进步是要素质量提高的必要前提。无论是引进新的技术、吸收改进已有的技术或是大面积推广新技术替代旧技术等，这些都会带来技术进步，扩大经济动能的边界。需要强调的是，技术进步需要“全方位创新”来支撑，包括企业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和政府制度的创新。技术进步需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制度进行深层次的创新和调整，创造有利于技术萌生、发展的制度土壤。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我们将非竞争性要素放在实践视角之下进行考量，以问题为导向优化制度供给，以积极的态度破除新动能培育过程中的阻力。同时由于非竞争性要素的“质变特性”，在制度供给的过程中要做好新旧动能转换衔接，保持政策定力和自信，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防范化解经济转轨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重大风险，实现迈向新经济的平稳过渡。概而言之，就是在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方向引领下，激发技术创新活力，抓住新兴要素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远胜利和理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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