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0
明律叔嫂通婚违令者绞，却屡禁不止，嫂子为何成小叔子第一选择
明代《婚姻律》“娶亲属妻妾”条目中明确规定“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 各绞。” 法规规定的很明白， 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的都是死罪 ，但是在民间，从明代至民国的数百年间，叔嫂通婚却是实实在在的地方风俗，屡禁不止。
《金瓶梅》可以管窥明代婚姻习俗，其中有娶妻，有纳妾，有初婚，有续弦，有娶娼妓为妇，也有入赘上门，甚至指腹为婚，更有叔嫂通婚。 其中，韩道国死后，弟弟韩二便娶了嫂子王六儿。潘金莲被逐出西门府后，武松“骗婚”潘金莲娶的也算嫂子。韩二是小厮仆役，婚姻形态或许不值一哂，武松属于清河县的都头，算是“公家人”，其光明正大提亲相看，已经属于“犯禁”，左右闾里却视之为常态，可见，明代叔嫂通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不算稀奇事儿。
明代称得上律法森严，虽然后期官员贪渎，律法成为其巧取豪夺的噱头，但无论是韩二还是武松，在娶嫂子为妻这件事上却没有受到官府勒索。 原因有三：其一，婚姻之事在地方官看来可大可小，叔嫂通婚为民间接受 ，如果真要追究起来，通婚者是死罪，官员若判罚不当，反而受其牵连。从目前可以看到明代叔嫂通婚判例，一般都是出了人命官司才被揭发。平常的叔嫂通婚既然为闾里接受，所谓皇权不下县，这本是族长和士绅管理的事情，官府也就不插手。
其二，地方官的主要工作是教化、催缴、缉盗，无暇管顾民众婚姻。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叔嫂通婚本来就是穷人无钱嫁娶的便宜行事，官府横插一扛也捞不到多少好处，说不定还惹来一身麻烦，被民间所厌恶，不会干这么出力不讨好的事儿。同时，地方官主要的人物是缉盗和催缴，这才是关系其仕途升迁的大事，民间的婚姻琐事他们根本不会掺和。
其三，民不举，官不究。 在封建时代，除非是出了人命官司，一般的纠纷若没有提告，官府不会主动参与，特别是叔嫂通婚这类对地方治理没有影响的事情，官府也是抱着“民不举，官不办”的心态。
在乱婚阶段，收继婚为广泛存在的婚姻形态，具体包括弟收兄妻、兄收弟妻、子收庶母、侄收叔母或伯母 、外甥收舅母等127种形态，大体可以分为同辈收继婚和异辈收继婚。 这种婚姻形态在古希伯来、印度、波斯等民族也广泛存在，在我国草原民族如蒙古族、女真族也有相当长的历史空间。
随着礼法制度的完善，收继婚中的异辈收继渐渐为人们所不容，因此南北朝中收继父王妾室的皇帝都受到人们抨击，隋炀帝因收继母妃也称为其荒淫无道的注脚。但同辈收继婚中弟收兄妻，也就是叔嫂通婚却意外保存下来，延宕了数千年，在解放前落后山区仍然存在。
为何叔嫂通婚有这么广泛的民间基础呢，以明代来讲，原因有三：
其一，明代婚姻缔结主要依靠宗法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女性一旦嫁入家门，便是特殊的家庭财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继承。在宗法制度下，女性主要是发挥传宗接代功能的物件，为了防止财产流失，叔嫂通婚是最佳的婚姻形态。所以在《建州见闻录》中曾有记载，如果一个女人失去了他的丈夫，那么家中男子要娶其为妻，若是女子嫁给了外人，原有人家要受到邻里的耻笑。
其二，叔嫂通婚经济划算。 叔嫂通婚最为流行的地方，一般经济条件较为落后闭塞，人们在婚嫁中需要付出较多的财力物力，因此在丈夫死亡之后，叔嫂通婚可以免去很多繁琐的铺张和花费，将娶妻的成本降到最低。如果女子已经生育，这种情况还能够保证其继续抚养子女，且避免了子女分离的情况。
其三，叔嫂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古代女子受到封建礼法约束比较多，能够接触的男子有限，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接触则相对较多，因此叔嫂通婚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存在。《金瓶梅》中潘金莲嫁给武大，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无法得到慰藉，因此当武松回到家中后便给了潘金莲无数遐思。在武松明确拒绝之后，潘金莲才会在风流倜傥的西门庆勾搭下不能自拔。
尽管叔嫂通婚为律法所禁止，在民间却屡禁不绝，是因为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一，解决了女性的生存问题 ，所谓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娘家不会收纳寡妇归家。孤儿寡母若无人看顾，便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叔嫂通婚能够为士绅族人所接受，正是这方面原因所在。 其二，对家庭经济的自然调节 ，古代家庭经济比较脆弱，一旦顶梁柱去世，一家人的生活便会陷入困顿。如果叔嫂通婚，失去了家庭劳动力的寡妇有了小叔子补充进来，又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庭，女性便再次具有了劳动生产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进步。
当然，叔嫂通婚也有一定的年龄障碍，如果年纪相差太多，则无法完成通婚，如《金瓶梅》中孟玉楼的丈夫杨宗锡死后，小叔子杨宗保仅有十岁，而孟玉楼已经快三十岁，两者年纪相差太大，因此说媒的薛嫂才说“ 止有一个小叔儿还小，纔十岁，青春年少，守他甚麼？ ”若是杨宗保跟孟玉楼的年龄差距再缩小五六岁，又或者杨宗保已成年，就没有西门庆什么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