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4-29
【关于公益电影《一个人的课堂》观后感1】
电影《一个人的课堂》以江西赣州地区宁都四中曾庆平老师为主人公原型，深刻描绘了宋文化的敬业精神以及他与留守儿童唐明明之间的师生之情。电影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最终的结局，而在于生命过程中的追寻和创造。宋文化老师始终坚守在教学岗位上，哪怕只有一个学生。当他把知识传递给明明，看着明明走进更好的学校时，他的生命价值便得以体现。农村代课老师或许落寞，但为了让住在大山里的孩子有书读，一切变得有价值。影片以温情为主题，虽然乡村教师和留守儿童的生活有些悲凉，但他们的故事处处感动着我们。影片淡化了宋文化和明明的悲苦，多了一份温暖。
整部影片的镜头充满诗意，如俄罗斯电影人德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所说，“诗”是对世界的了解，一种叙述现实的特殊方式。影片中的山村风光如诗如画，画面时时展现着诗歌一样的美感。影片的色彩运用独具匠心，绿色是整部影片的主色调，象征着平和、宁静。影片中的演员表演可圈可点，孙海英和王乃训分别饰演宋文化和唐明明，他们之间的师生之情深厚。影片以真诚的方式讲述故事，没有做作和煽情的痕迹。
《一个人的课堂》关注现代人的真实状态，不仅纪实性地再现了乡村代课教师与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更带着观众去探寻了他们精神层面的现状与需求，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去讲述他们内心的真实向往。这部电影让观众思考，不仅仅停留在视觉观感上。
【关于公益电影《一个人的课堂》观后感2】
许多关于“弱势群体”的故事片成为“弱势群体”这一指称本身所预设的“拯救”主题的简单操练。与此相对的是另一类对于边远乡村的诗学想象，它们可能会被冠以“苦难诗学”的名义大加鞭挞。这让类似题材的故事片越来越难拍。除非作者能够认识到问题的某种本质。我们来看第二届浙江青年电影节参展影片《一个人的课堂》。
在问题戏剧的语境中，没有什么比儿童更能显示教育的本质。从戏剧角度而言，“留守儿童”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可供我们反思教育本质的“前现代”的戏剧场景了。如今人们对留守儿童已经不再陌生和惊讶。人们普遍相信，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从属于社会机制的改良，因而只是暂时的。至于他们的教育问题则是排在第二位的事情。影片《一个人的课堂》在结尾打出字幕，表明这部电影是关于留守儿童的。但影片的主角显然不是儿童，留守儿童问题被作为一个教育者的遭遇来展示。影片中，西甲村正在逐渐成为一个死村。缺少非农工作技能的老人、小孩和家庭主妇维持着这个村子日渐凋敝的日常生活。村里的小学只剩下了几个学生，并且最终只剩下一个。影片中的好消息是，有些学生为了更好地接受教育而转学去了县里或者城里的学校。这让村小学所剩的唯一的老师宋文化的处境显得有些尴尬，并且让宋文化的坚守显得荒谬。影片中的宋文化是个充满谐趣的乡村知识分子，带点孔乙己和范进的味道。他做了36年的代课老师，工资少得可怜。但他看重36年所积累起来的荣誉，并以孔夫子自比。他的愿望是尽快转正，并为此“纸上谈兵”地去学习电脑。但他最终连打字也没学会。考场上，他在电脑面前不知所措，基本交了白卷，并瘫在地上。他也因此错过了最后一次转正的机会，并在不久后被一位大学生取代，做了农民。我们可能会像他老婆一样惋惜或嘲笑他早已被时代淘汰却不自知，但真正理解他所做的事情的人就不会觉得他荒谬。无论剩下几个学生，他照例一本正经地打铃，一本正经地举行升旗仪式，一本正经的朗读课文，既庄重又仓促，如一场扮演--他在以代课者的身份扮演教师。打铃的工具是一根乡下人家锁大门用的旧穿铤，鼻子已经缺损，铃铛则是一截铁轨，俯拍的全景镜头中的残砖败瓦让升旗仪式显得十分萧索而讽刺。但他并不为学生的流失和乡村的凋敝而烦扰，(那是上面的事，他管不了，)即便他的超然是基于一种扮演，我们仍然为他的超然感到惊讶:他的信念与他的私心不分彼此，这让他显得笨拙。新来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在高谈人生理想后偷偷溜走，这种人显得可笑。(宋文化最终证明他的方式更接近教育的本质。)宋文化以私心为他的信念辩护，正是这一点让他与这个“以信念为私心辩护”的时代格格不入。这一点足以打退一切苦难诗学的指责，并让谐剧精神占领这部影片。大学生老师溜走之后，上级领导又来求他继续代课，他坚辞不就，认为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他们打算去广州投奔女儿，打工为生。但在车站他让老婆一个人先去。最终，他把最后一个学生送入初中后去广州做了一名城市地下管道维修工。他再次证明了他的“多能鄙事”。
我们发现，故事从头到尾，是一名“无身份”的教育者在从事着只有他才能胜任的教育工作。而整个充满谐剧精神的故事中，并没有太多的外部因素的干扰。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架空”的故事，类似于一个家庭教育的场景。(但那些代课老师的处境甚至他们的故事确实是十分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之中的。正如伊朗电影《黑板》是个纯写实的故事却给人“超现实”的感觉，这部电影也如此。)与成人不同，儿童天然地要求一种原生性的教育环境，唯有在儿童身上，人们才普遍承认:教育问题有其不能妥协之处。如果儿童有可能下降到最低，那么教育者也就必须回归到父亲(或母亲)的角色。“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最终会消失，留守乡村最终大概也会消失，而先于它们消失的，是原生的教育环境，和那些“无身份”的教育者，这首先指的是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而言，无论什么样的时代，家庭都是“一个人的课堂”。如果他们的身份继续如“宋文化”一样越来越模糊，这个“一个人的课堂”最终会消失。宋文化的故事只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尾声、一个回声。文明的信念是可疑的，文明的进程也是不稳定的。原生教育的问题不会消失，教育者的问题也不会消失。这些问题关系到家庭教育的特性，关系到教育者的载道和传道精神，关系到教育的本质。社会的进程正把这三者分割、消灭。影片《一个人的课堂》抓住这一过渡性的社会进程的尾巴，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一句忠告。它是谐剧式的，我们应该听出它的弦外之音。这让我们再次想到曾在开头提到的放映于1989年的电影《童年在瑞金》，那时还没有“留守儿童”这个词，困境仅仅是经济问题，因此那是一个近乎绝望的故事。它处处显示着一种艰难的、随时可能被摧毁的教育的处境。它包含了《一个人的课堂》所讲述的故事，但又完全对立:文老师最终出嫁;平平升入初中，走出大山;但除此之外所有的孩子都滑入了未知命运的深渊。命运是不可摧毁之物的终极体现，它自然地指向悲剧:平平离村入学那天，细雨绵绵;杠杠披蓑戴笠在对面的山梁上放羊，他对平平喊一声“看我的眼力!”，用他喜爱的弹弓在平平的油纸伞上打了一个洞，以这种令人百感交集的方式向平平告别;平平远远看看杠杠，拿出一张纸垫在伞洞上。被命运摆布的人不需要教育者。毫无疑问，就戏剧性而言，《童年在瑞金》更有力量，儿童的集体沉默最后演变成可怖的梦呓，家庭成为他们的梦魇。它在当时就有苦剧的味道，如今则恐怕更超出了观众的想象力和承受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课堂》更有希望被现在的观众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谐剧的时代:教育触手可得，支教充满欢乐，慈善关爱一切。然而教育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经济问题，也无法在社会学范畴内找到答案。在这一点上，《一个人的课堂》所触及的问题虽然无法像《童年在瑞金》一样令人震惊，但却也无法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敷衍过关。在这些问题面前，人们可能宁愿休克，也不愿思考。但愿本片不是枉做了牛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