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善欢，农业昆虫学家，昆虫毒理学家，农业教育家。他首先引进高效杀虫植物——印楝，对推动我国植物性杀虫剂的工作作出了贡献；他对水稻害虫防治的研究也取得突出成就。
少年时期
赵善欢在少年时期就喜欢观赏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尤其对各种各样的昆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家乡读完中学后，便到广州就读于文华英文补习学校，毕业时各项成绩均名列全校第一。
投身生物科学
鉴于当时虫灾严重，农作物连年歉收，民不聊生，赵善欢乃投身于生物科学。1929年，年仅15岁的赵善欢进入了中山大学农学院农业专门部。他埋头学习，课余不是上图书馆就是到野外捉虫制作昆虫标本。他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很快就博得了许多名教授如水稻专家丁颖、植物学家陈焕镛、土壤学家邓植仪和昆虫学家尤其伟等教授的赏识。到最后一个学年开始定向培养时，丁颖和尤其伟都争着要带他。由于赵善欢从小就对昆虫世界充满兴趣，最后决定跟尤其伟教授学习昆虫专业。同时，他感到研究昆虫要结合生产实际。在南方，水稻是主要粮食作物，而每年受三化螟的危害，损失严重。因此，他在研究其它昆虫的同时，每星期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和丁颖教授一起从市区赶到石牌稻作试验场，开展防治水稻三化螟的试验。赵善欢在实践中，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如稻瘿蚊的发生及其为害过程，就是他在石牌稻作试验场首先发现的，并通过反复的调查研究，掌握了这种害虫的为害规律，写出了有价值的论文。
前往康奈尔大学
1933年，赵善欢从农业专门部毕业，留校担任昆虫学助教。1934年，他深入广东十多个县，跋涉数千里，耗时两月余，广泛调查各地农作物的主要虫害，写出了《广东虫害初步调查报告》。尤其伟对此十分赞赏，为之写了序言，作为研究报告在刊物上发表。1935年，中山大学农学院选派几位教师赴美留学，赵善欢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被选送美国俄勒冈农业大学深造。由于赵善欢在国内只是农业专门部毕业，未获得学士学位，按校方规定，必须补习两年课程，先取得学士学位，才能攻读硕士学位。但是，赵善欢以惊人的毅力，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修完了两年的全部课程，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1936年秋，赵善欢前往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学习。途中，取道加州南部到当时世界著名的加州大学河边镇分校柑桔试验场进行了短期的实习。在这里他学到了不少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掌握了柑桔害虫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的原理和实验方法。
进入康奈尔大学以后，他除了努力学好必修课之外，还选修了许多基础课程，尤其对由学校请校外知名学者作的学术报告会感兴趣。赵善欢几乎每次必到，这对他后来的学术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康奈尔大学具有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这对赵善欢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到深夜。每当师生离校欢度假日的时候，他总是留下来照看实验室。这样，既有安静的学习环境，又可挣点钱买书。他认为这样的节假日过得最有意义。赵善欢进入康奈尔大学后勤奋学习，仅一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他又利用暑假时间，专程到俄亥俄州立大学进修，从当时美国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和动物生态学家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回校后，他仅用了两年时间便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惰性物质的毒理及其对昆虫作用的研究》以及其他几篇论文，先后在美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影响，至今国外还有研究者在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
1939年，他受聘兼任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尽管待遇丰厚，生活舒适，但面对国内抗日战争激起，报效祖国的热忱使赵善欢毅然辞去康奈尔大学职务，携带大批专业书刊，取道香港回到战乱中迁至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当时教学条件十分困难，他借助于渊博的知识和勤奋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二年被晋升为教授，这时他年仅26岁，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年轻教授之一。
回国任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善欢同时被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台湾大学农学院借聘为教授，并被台湾省农业试验所聘任为应用动物系主任。他先到台湾，为台湾农业试验所应用动物系及台湾大学农学院举办农药讲座。当他看到丰富多彩的各式昆虫标本，爱不释手，工作格外认真。不久工作告一段落，他又奔赴北平，为刚复校的北京大学生物系及农学院分别开设昆虫生理学、昆虫毒理学等课程。赵善欢讲课非常认真，讲课前都要看不少参考书，写出详细的讲义，尽量将最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1948年应中山大学的要求，他结束借聘回到中山大学继续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善欢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副院长。并再次被借调到北京，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昆虫毒理研究室的工作。
出访苏联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农学院与岭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华南农学院，赵善欢被任命为副院长，协助丁颖院长工作。这时他正值年富力强，除了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坚持教学、科研工作，同时自学俄语。1957年，他出访苏联，进行合作科研、考察及讲学。一年后，他已能用俄文撰写科学论文，并在苏联有关刊物上发表。
访苏回来后，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但他还千方百计抽空从事教学，筹建各类实验室，如现在的生物物理研究室就是他从苏联回国后与陆发熹共同创建的，并亲自担任该室的主任，培养出了一批核物理技术在农业上应用的人才。
鞠躬尽瘁
20世纪60年代初，赵善欢主持举办全国植物化学保护师资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和讲授，还常常深入实验室指导学员实验，并让参加培训班的老师每人都进行一项科研工作。这样，不但提高了这批教师的理论水平，而且培养了他们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现在这批人大部分都已晋升为教授、副教授，在各个大学里发挥着骨干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赵善欢和全国许多著名专家一样倍受摧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失望。他坚信，总有一天科学还会重放光芒。即便在学院农场劳动时，他还注意观察水稻虫害发生的动态，亲自施药治虫和调查药效。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精神上的折磨，使他疲惫不堪，但晚上还仍然坚持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摘录文献直至深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赵善欢被任命为华南农学院院长，再一次挑起了重担。他除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外，还担任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79年，他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了第九届国际植物保护大会，并回到阔别40余年的母校康奈尔大学讲学。近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应邀出国作短期考察、讲学或参加国际专业会议，以掌握国际上学科的新动向，努力缩小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成就显著
1983年冬，赵善欢退出学校领导班子，担任顾问，但仍致力于培养博士研究生和承担科研攻关课题的工作。他主持的“植物性杀虫剂的开发利用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并得到了国际上有关专家的重视。1986年，赵善欢应联邦德国基森大学（Giessen University）的邀请，前往肯尼亚参加国际植物性杀虫剂（印楝）会议，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他在会上所作的研究报告，受到了同行专家们的高度评价，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赵善欢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广东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常务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