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尔加出生在格拉纳达十英里外的小村庄牛郎喷泉(Fuente Vaqueros)。他父亲拥有一百公顷地，合一千五百亩，按中国阶级划分必是大地主。在第一个妻子病故后第三年，他娶了个小学女教师。婚后九个月零九天，即1898年6月5日，洛尔加来到这个世上。洛尔加成年后，把童年美化成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要说不无道理：家庭富足和睦，父母重视教育，兄妹感情甚深。不过和弟弟相比，他从来不是好学生，尤其进大学后考试常不及格。很多年，这成了父母的心病。
对洛尔加早年影响最大的是三位老师。头一位是钢琴老师梅萨（Antonio Segum Mesa），他是个谨小慎微的老先生，除了去洛尔加家上课，极少出门。他终身侍奉音乐，作过曲写过歌剧，都不成功，歌剧首演时就被轰下了台。他常对洛尔加说：“我没够到云彩，但并不意味云彩不存在。”他们坐在钢琴前，由梅萨分析大师和自己的作品。是他让洛尔加领悟到，艺术并非爱好，而是死亡的召唤。有一天，当洛尔加在艺术中心弹贝多芬奏鸣曲时，一位年轻的法学教授路过，为其才华吸引，他上前自我介绍。洛尔加很快成了他家的座上客。这是第二位老师雷沃斯(Femandodelos Rios)，后来成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他喜爱吉普赛音乐和斗牛，精通好几门外语。他创建左翼政党，支持工运，与地方腐败的政治势力对着干。是他唤醒了洛尔加的社会公正意识。十七岁那年上艺术史课时，洛尔加被后来成了他第三位老师的伯若达（Martin Dominguez Berrueta）迷住了。他是个倔犟的小个子，谁若挑战他的想法，他会发脾气。他主张全面参与学生生活，甚至包括爱情私事。他意识到格拉纳达的局限，决定每年两次带六个出色的学生去西班牙各地远游，让他们“了解和热爱西班牙”。
在两年内，洛尔加先后参加了四次文化之旅，不仅大长见识，还通过老师结识了一些重要人物，包括马查多。基于旅行见闻，他完成了随笔集《印象与风景》。他把此书献给钢琴老师梅萨。他把新书送到伯若达家，老师打开书扫了一眼，勃然大怒，令他马上离开，两周后把书退还给他。洛尔加不服气。在他看来，伯若达是艺术评论家，而非艺术家，而他要追随的是钢琴老师那样真正的创造者。两年后伯若达病故。洛尔加很难过，他公开表示歉疚之意，并私下对老师的儿子说：“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第一次旅行中，他们有幸结识了马查多。他为伯若达一行朗诵了自己和别人的诗作，洛尔加弹了一段钢琴曲。那次见面让洛尔加激动不已。马查多对他说，诗歌是一种忧郁的媒体，而诗人的使命是孤独的。洛尔加从朋友那儿借来马查多的诗集，他用紫色铅笔在扉页上写了首诗，大意是，诗歌是不可能造就的可能，和音乐一样，它是看不见欲望的可见的记录，是灵魂的神秘造就的肉体，是一个艺术家所爱过的一切的悲哀遗物。
1918年6月5日，洛尔加二十岁。生日后第三天，得知童年伙伴的死讯，他一夏天都被死亡的念头困扰。紧接着，西班牙流感夺去了全世界两千万人的性命。1919年初全国陷于混乱，到处在罢工游行。在格拉纳达，工人与雇主发生冲突，洛尔加和朋友们加入维护工人权利的运动。雷沃斯老师收到匿名恐吓信。2月11日，离洛尔加家不远，宪警向大学生游行队伍开火，打死一个医学院学生和两个平民，当局宣布军管。虽有心支持工人运动，洛尔加却被血腥的暴力吓坏了，他蜷缩在父母家，甚至不敢从阳台往街上看一眼。一个好朋友每天来到他家窗下，高声通报局势的进展。
1919年春，在马查多的劝告和朋友的怂恿下，他离开家乡，搬到首都马德里。在雷沃斯的推荐下，他被号称“西班牙牛津剑桥”的寄宿学院(Residencia)接纳。这里设备齐全，有人打扫卫生，提供膳食。洛尔加很快成了这里沙龙的中心人物，他朗诵诗作，即兴弹奏钢琴曲。一个崇拜者回忆：他手指带电，似乎音乐从他体内流出来，那是其权力的源泉，魔术的秘密。在寄宿学院有个叫伯奈尔(LuisBunuel)的小伙子，喜欢体育、恶作剧、女人和爵士乐。他特别服洛尔加，总跟他泡在一起，听他朗诵诗。“他让我知道另一个世界，”他回忆道。他们一起狂饮，在马德里寻欢作乐。伯奈尔后来成了西班牙最著名的电影导演。
1921年夏，洛尔加厌倦了呆板的学校生活，常和朋友们到阿拉汉伯拉宫围墙内的一家小酒馆聚会。老板的儿子是吉他手，为大家演奏深歌(deepsong)，一种古老的安达卢西亚吉普赛民歌，十九世纪被弗拉明科取代。在重重古塔的包围中，他们倾听深歌的哭泣。参加聚会的有个秃顶小个子，他就是法亚，著名的西班牙作曲家。洛尔加一伙嚷嚷着要搞个音乐咖啡馆，而法亚提议举办深歌艺术节。两年前他俩曾见过面，直到深歌之夜才成为朋友。表面上，两个人相去甚远。中年的法亚胆小古怪：他连刷牙都害怕；睡在储藏室般小屋的窄床上，头上悬着十字架；每天早上工作前他都要做弥撒。他是个工作狂，认为自己的天才是上帝的礼物。在法亚看来，深歌才是正宗的。为寻找源头，他带洛尔加去吉普赛人的洞穴。1921年除夕夜，洛尔加雇来一个街头乐队，踮着脚尖来到法亚的窗户下，在洛尔加的指挥下，突然演奏小夜曲。法亚笑得几乎开不了门。深夜，法亚请小乐队分四次演奏他们的乐曲，由他钢琴伴奏。他和法亚忙于筹备深歌艺术节，为寻找比赛歌手而走遍大街小巷。与此同时他开始写作。1921年11月初，他在十天内写了二十三首，月底前又成八首。这组诗命名为《深歌集》。
1922年6月7日，即二十四岁生日两天后，洛尔加在格拉纳达一家旅馆朗诵了《深歌集》。一周后，深歌艺术节在阿拉汉伯拉宫拉开序幕，吸引了近四千穿传统服装的观众。参加比赛的歌手一一登场，响板迭起，吉他悸动，从吉普赛人中传出阵阵哭声，他们跟着沉吟起舞，如醉如痴。次日晚大雨，人们把椅子顶在头上，比赛照常进行。洛尔加对一个本地记者说：“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深歌比赛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和月亮和雨比赛，正像太阳与阴影之于斗牛一样。”
1923年春，洛尔加勉强通过大学毕业考试，一周后和弟弟去马德里。在寄宿学院，一个叫萨尔瓦多?达里(SalvadorDali)的青年画家进入他视野。他们随即形影不离：散步、逛博物馆、泡酒吧、听爵士乐。有一回，达里把一张二流作品卖给一对南非夫妇。兴奋之余，他们叫了两辆出租车回学院，自己坐头一辆，让另一辆空车跟着。此举被马德里富家子弟效法，流行一时。由于野心的互相投射，以及被对方才能的强烈吸引，他们的关系很快从友谊发展成爱情。1925年复活节假期，洛尔加应邀到达里家做客，他们住在地中海边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里。达里的妹妹阿娜(Ana Mafia)，按洛尔加的说法，是“那些美丽得让你发疯的姑娘之一”。他们仨沿海滨散步。达里察看光线、云和大海，洛尔加背诵自己的新作。一天下午，他们围坐在餐桌旁，洛尔加读了他新写的剧本，阿娜感动得哭了。达里的父亲声称，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洛尔加回到格拉纳达，他近乎绝望地怀念那段美好时光。达里在巴塞罗那附近服兵役。他们书信频繁，字里行间情谊绵绵。洛尔加写了首诗《萨尔瓦多·达里颂歌》，达里在信中称他为“我们时代唯一的天才”。洛尔加深知同性恋的危险，特别是在一个天主教国度。他得学会伪装，避免来自社会习俗的惩罚。
1927年5月，洛尔加来到巴塞罗那，参加他的新戏彩排。服兵役的达里一有空就溜回来，和他在—起。他们在街头漫步，迷失在关于艺术、美学的热烈讨论中。达里为他的新戏做舞台设计。6月”日，达里和他 示来参加首演。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在西班牙文学史上，1927年无疑是重要的一年。为纪念西班牙诗人贡古拉（Luisde Gongom）逝世三百周年，洛尔加和朋友们举办一系列活动，马查多、法亚、毕加索和达里等人都热烈响应。在马德里，年轻人焚烧了贡古拉当年的敌人的书；由于西班牙文学院对贡古拉的冷落，他们半夜在文学院围墙上撒尿。高潮是在塞维利亚举办三天的纪念活动，洛尔加和其他几个年轻诗人在邀请之列。他们一行六人登上火车，一路喧闹，深夜到塞维利亚。迎接他们的是退休的斗牛士梅亚斯（Ignacio Sanchez Meiias），他是个文学鉴赏的行家，几乎能背诵贡古拉所有诗篇。他是那种极有魅力的男人，身材矫健，脸上是斗牛留下的伤疤。他把客人带到自己在郊外的农场，给他们披上阿拉伯长袍，打开香槟酒。梅亚斯和一个吉普赛朋友唱深歌，洛尔加和朋友们朗诵诗。三天正式的纪念活动，包括演讲朗诵和本地报纸的采访留影。此外是流水宴席，在塞维利亚朋友的陪伴下，他们每天都喝到天明。贡古拉三百年祭，促成西班牙诗歌“二七一代”的诞生。塞维利亚之行后，洛尔加画了一张诗歌天体图。据说，他把自己画成被卫星环绕的最大行星。
从1928年春到夏初，洛尔加忙于整理他的《吉普赛谣曲集》。7月此书问世，获意想不到的成功，人们甚至能背诵吟咏。后获诺贝尔奖的阿列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在贺信中写道：“我相信你那纯粹的无法模仿的诗歌。我相信你是卓越的。”其中《梦游人谣》，是洛尔加的代表作之一。1928年春，洛尔加有了新的男朋友，叫阿拉俊（Emilio Aladren），是马德里美术学校雕塑专业的学生。洛尔加带他出入公开场合，下饭馆泡酒吧，为他付账。阿拉俊口无遮拦，把他和洛尔加的隐私泄露出去，闹得满城风言风语。 达里显然听说了传闻，和洛尔加的关系明显疏远了。1928年9月初，他写了一封七页长的信给洛尔加，严厉批评他刚出版的《吉普赛谣曲集》：“你自以为某些意象挺诱人，或者觉得其中非理性的剂量增多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比那类安分守法者的图解式陈词滥调强不了多少。”达里认为洛尔加应该从现实中逃跑。信中的主要观点，出现在不久发表的文章《现实与超现实》中。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强调：“超现实主义是逃避的另一层意思。”当年的伙伴伯奈尔这时和达里结成新同盟。他专程去看望达里，他们开始合作一部超现实主义电影。在达里面前，伯奈尔大骂洛尔加。他们用一周的时间完成电影脚本初稿。他们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任何意象都不应得到理性的解释。伯奈尔给朋友写信说：“达里和我从来没这么近过。”阿拉俊原来是个双性恋，他突然有了女朋友，和洛尔加分道扬镳。在寂寞中，洛尔加开始寻找新朋友。他结识了智利外交官林奇（Car]os Morla Lynch）夫妇，很快成了他们家座上客。“他常来常往，留下吃午饭晚饭——或都在内——打盹，坐在钢琴前，打开琴盖，唱歌，合上，为我们读诗，去了又来。”自幼写日记的林奇写道。
洛尔加精神濒临崩溃，几乎到了自杀的地步。他需要生活上的改变。那年年初，有人为他安排去美国和古巴做演讲，这计划到4月初终于定下来。他将和他的老师雷沃斯同行。三十一岁生日那天，他收到护照。他们乘火车到巴黎，转道英国，再从那儿乘船去美国。“向前进!”他写道，“我也许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注定为人所爱。”
1929年6月26日，风和日丽。“奥林匹克”客轮绕过曼哈顿顶端，逆流而上，穿过华尔街灰色楼群，停泊在码头上。洛尔加吃惊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他写信告诉父母，巴黎和伦敦给人印象深刻，而纽约“一下把我打倒了”。他还写道：“整个格拉纳达，也就能塞满这里两三座高楼。”抵达两天后，他半夜来到时代广场，为灯火辉煌的奇景而惊叹：纽约的一切是人造的，达里的机械时代的美学成为现实。他对美国人的总体印象是：友好开放，像孩子。“他们难以置信的幼稚，非常乐于助人。”而美国政治系统让他失望。他告诉父母说：民主意味着“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佣”。他生宋头一回自己缝扣子。在雷沃斯催促下，他很快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并在学生宿舍住下来。他给父母的信中假装喜欢上学，实际上他在美国几乎一点儿英文都没学会，除了能怪声怪调地说“冰激凌”和“时代广场”，再就是去饭馆点火腿鸡蛋。他后来告诉别人，在纽约期间他吃的几乎全都是火腿鸡蛋。他在英语课上瞎混，模仿老师的手势和口音。他最喜欢说的英文是“我什么都不懂”。他担心，英文作为新的语言，会抢占自己母语的地盘。某些西班牙名流的来访给他当家做主的自信。他接待了梅亚斯，那个在塞维利亚认识的斗牛士。他把梅亚斯介绍给他在纽约的听众。
二十年代的哈莱姆是美国黑人的巴黎。洛尔加迷上了哈莱姆与爵士乐，经常泡在那儿的爵士酒吧里。他时不时抬起头嘟囔：“这节奏!这节奏!真棒!”他认为，爵士乐和深歌十分相近，都植根于非洲。只有通过音乐才能真正了解黑人文化；像吉普赛人一样，黑人用音乐舞蹈来承受苦难，“美国除黑人艺术外一无所有，只有机械化和自动化，”他说。到美国六周后，他开始写头一首诗《哈莱姆之王》。他后来写道：纽约之行“丰富并改变了诗人的作品，自从他独自面对一个新世界”。夜深入静，他常常漫步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眺望曼哈顿夜景，然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返回哥伦比亚的住所，记下自己的印象。他跟同宿舍的美国邻居格格不入。他告诉父母说：“这是地道的野蛮人，也许因为没有阶级的缘故。”他把自己关起来，要么写作，要么无所事事，整天躺在床上，拒绝访客，也不起来接电话。
1929年10月29日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二”，即纽约股市大崩盘。在此期间，洛尔加和雷沃斯一起去华尔街股票市场，目睹了那场灾难。洛尔加在那儿转悠了七个小时。事后他写信告诉父母：“我简直不能离开。往哪儿看去，都是男人动物般尖叫争吵，还有女人的抽泣。一群犹太人在楼梯和角落里哭喊。”回家路上，他目睹了一个在曼哈顿中城旅馆的跳楼自杀者的尸体。他写道：“这景象给了我美国文明的一个新版本，我发现这一切十分合乎逻辑。我不是说我喜欢它。而是我冷血看待这一切，我很高兴我是目击者。”他对自己在纽约写的诗充满信心，他认为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常为朋友们朗诵新作。“他的声音高至叫喊，然后降为低语，像大海用潮汐带走你，”一个朋友如是说。这些诗作后结集为《诗人在纽约》，直到1940年才问世。
在纽约住了九个月后，洛尔加于1930年3月7日乘船抵达哈瓦那，一群古巴作家和记者在码头迎接他。回到自己的母语世界，他如鱼得水。在第一封家书中他描述古巴是“抚爱而流畅的，特别感官的”。和纽约相比，哈瓦那简直是天堂。铺鹅卵石的街头，雪茄和咖啡的香味混在一起，让人感到亲切。他的朗诵和演讲获得成功。几乎每夜都和朋友们一起泡酒吧、朗诵、弹钢琴，直到天明。三个月后洛尔加返回祖国。在格拉纳达街头，他碰见一个自大学时代就认识的牧师。牧师为他外表的变化大吃一惊，问纽约是否也改变了他的个性。“没有，”洛尔加快活地回答，“我还是我。纽约的沥青和石油改变不了我。” 与家人团聚，让他真正放松下来。他夜里读书写作，白天穿睡袍在屋里晃荡。他常把白发苍苍的母亲举起来，“天哪，你在杀死我厂母亲大声惊呼。当母亲睡午觉时，他坐在旁边为她扇扇子，驱赶苍蝇。他一直在写新剧本《观众》。初稿完成后不久，他回到马德里，一家报纸的记者好奇地向他打听。“那是个六幕剧谋杀案。”他答道。“此戏的意图何在?我指的不是谋杀，而是作品本身。”记者追问。“我不知道是否真能制作。这出戏的主角是一群马。”“了不起，费特列戈。”记者喃喃说。
1930年底，西班牙政局再次动荡。雷沃斯和他的同志们一度入狱，他们在狱中发表宣言，呼吁在西班牙建立共和制。不久，国王宣布举行全国选举。一天夜里，在去咖啡馆的半路，洛尔加被卷进支持共和的游行队伍中。宪警突然出现并开枪，示威者逃散，洛尔加摔倒在地。当出现在咖啡馆朋友们面前时，他上气不接下气，满脸大汗，浑身是土，嘬着受伤的手指，声音颤抖地讲述他的遭遇。
1931年4月14日，国王最终离开西班牙，共和运动领导人包括雷沃斯被释放。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新时期开始了。雷沃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新政府立即将政教分离，实行一系列社会政治改革。在新政的影响下，牛郎喷泉镇政府决定，以他们最值得骄傲的儿子的名字，取代原来的教堂街。1931年9月初，洛尔加在为他举行的命名仪式上演讲。他强调说，没有书籍与文化，西班牙人民就不可能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果我流落街头，我不会要一整块面包，我要的是半块面包和一本书。”他注视着洒满阳光的广场和乡亲们熟悉的面孔，后面是三十三年前他出生的白房子。洛尔加全力支持新政府。一天夜里，他冲进智利外交官林奇的公寓，情绪激动。他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剧团，叫“巴拉卡”(1dBarraca)，指的是那种乡村集市演木偶戏之类的临时木棚。新政府重新调整后，雷沃斯成为教育部长，促进了“巴拉卡”计划的实现，特别是财政上的支持。洛尔加谈到“巴拉卡”总体规划时说：“我们要把戏剧搬出图书馆，离开那些学者，让它们在乡村广场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中复活。”作为剧团的艺术总监，洛尔加招兵买马，亲自负责选目排演。他和演员们一起身穿蓝色工作服，唱着歌穿过大街小巷。在两年多的时间，“巴拉卡”几乎走遍西班牙，吸引了无数的平民百姓。他说：“对我来说，‘巴尔卡’是我全部工作，它吸引我，甚至比我的文学作品更让我激动。”在“巴尔卡”活跃的那几年，他很少写诗。这似乎并不重要，戏剧在某种程度上比诗歌更让他满足。“巴尔卡”无疑振兴了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戏剧舞台，实现了他毕生的梦想。
1933年初，剧团来了个名叫拉潘（Rafael Rodriguez Rapun）的小伙子。他相貌英俊，身材健壮，具有一种古典的美。这个马德里大学学工程的学生，转而热爱文学，偶尔也写写诗。他成了洛尔加的男朋友兼私人秘书。四年后，在洛尔加逝世周年那一天，拉潘为保卫共和国战死在沙场。那年夏天，远在六千英里之外，一个阿根廷女演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洛尔加的戏《血腥婚礼》，她和她丈夫邀请洛尔加到阿根廷访问。9月28日，洛尔加从马德里出发到巴塞罗那乘船，两周后抵达阿根廷。他为重返美洲而激动。与上次不同，他写信对父母说，他来到的是“我们的美洲，西班牙语的美洲”。阿根廷之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的戏不断加演，好评如潮。他告诉父母：“我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像斗牛士一样出名。”他被记者包围被观众簇拥，常在大街上被认出来。
洛尔加和博尔赫斯只见了一面。见面时，他明显感到博尔赫斯不喜欢他，于是故意模仿博尔赫斯，庄重地谈到美国的“悲剧”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是谁?”博尔赫斯问。“米老鼠。”他回答。博尔赫斯愤然离去。以后他一直认为洛尔加是个“次要诗人”，一个“对热情无能”的作家。而他和聂鲁达则一见如故。聂鲁达当时是智利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聂鲁达喜欢洛尔加的丰富以及他对生活的健壮胃口。他们俩背景相似——都来自乡下，对劳动者有深厚的感情。他对聂鲁达的诗歌十分敬重，常打听他最近在写什么。当聂鲁达开始朗诵时，洛尔加会堵住耳朵，摇头叫喊：“停!停下来!够了，别再多念了——你会影响我!”除演讲费外，票房收入源源不断。洛尔加一生中第一次有钱，他开始寄钱回家，给母亲买狐狸皮大衣。母亲来信说：“没有别的穿戴皮毛的女人像我那样骄傲和满足，这是你用劳动成果买来的纪念品。”
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夜，他去看望聂鲁达。他对在场的朋友说：“我在喧嚣的纽约待了几个月后，离开时我似乎挺高兴……现在虽说我急于见到亲人，我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这奇异的城市。”他哭了起来。聂鲁达打破沉默，转移话题。第二天，他登上开往西班牙的越洋轮船。一周前，他对记者说：“对我自己来说，我仍觉得像个孩子。童年的感情依然伴随着我。”
1934年4月14日，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三周年。新的联合政府废除了不少共和派的法案，恢复宗教教育。很多西班牙人开始担心，这儿的天主教会会扮演希特勒兴起中的角色。那年夏天，聂鲁达作为外交官被派往西班牙，先住巴塞罗那，又搬到马德里。他家几乎夜夜笙歌，客人们横七竖八地过夜。洛尔加和聂鲁达常在一起朗诵演讲。他俩互相赞美，不吝辞句；尤其是洛尔加，有时简直是挥霍。这似乎是一个天才的特权——对他人才华无节制的激赏。在一次正式场合，他介绍说，聂鲁达是当今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之一，是“离死亡比哲学近，离痛苦比智力近，离鲜血比墨水近”的作家。聂鲁达“缺少两样众多伪诗人赖以为生的因素：恨与嘲讽。”聂鲁达认为洛尔加是“我们语言此刻的引导性精神”。
洛尔加打算8月11日和剧团一起去北海岸的小镇桑坦德(Santander)演出一周。就在当天下午，他的好朋友梅亚斯在斗牛场上受重伤，先进本地医院，再转到马德里抢救。得知梅亚斯受伤的消息，洛尔加立即取消原计划，留在马德里。由于伤势严重，医院不许任何外人看望，洛尔加用电话把病情及时告诉朋友们。8月13日上午，梅亚斯死了。
他到桑坦德后，独自关上门哀悼梅亚斯。自从在塞维利亚相识，他们成为好朋友。梅亚斯老了，发福了，但他宁愿死在斗牛场，也不愿意死在自己床上。听说梅亚斯重返斗牛场，洛尔加对朋友说：“他对我宣布了他自己的死亡。”在桑坦德，他和一个法国作家散步时说：“伊涅修之死也是我自己的死，一次死亡的学徒。我为我安宁惊奇，也许是因为凭直觉我预感到这一切发生?”
1934年10月底，洛尔加开始写他一生最长的一首诗《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他起稿于格拉纳达和马德里两地之间，最后在聂鲁达的公寓完成。这首长诗是洛尔加的巅峰之作。
1934年10月西班牙北海岸矿工起义，随后遭到佛朗哥将军的残酷镇压。1935年5月初，内阁改组，包括五个极右组织的成员，并将在摩洛哥任职的佛朗哥调回，正式任命为总司令。不久，保守政府切断了财政支持，“巴拉卡”陷入危机。洛尔加在朗诵排戏的同时，卷入各种政治活动。他谴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暴政，声援两国作家和艺术家，并在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公开信上签名，为人狱的年轻诗人赫尔南德兹呼吁。在巴塞罗那上演新戏期间，达里的妹妹阿娜到剧院来看望他，她比以前更美了。他们去咖啡馆小坐，一直在谈达里。洛尔加终于和达里见面，这是七年来第一次。那年秋天他俩常来常往。他抓住每一次机会证明他对老朋友的感情。有一次在巴塞罗那书店朗诵，他专门念了那首《萨尔瓦多?达里颂歌》。他们计划一起合作写书配画，但并未实现。几个月后，两人友谊重又落到低谷。
1936年元旦，洛尔加收到从牛郎喷泉寄来的有镇长和近五十名村民签名的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6月5日，洛尔加过三十八岁生日。他从来不想长大，时不时深情地回首童年。一年前，他曾对记者说：“还是我昨天同样的笑，我童年的笑，乡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远，永远保卫它，直到我死的那天。”他还开玩笑说，他怕出版纽约的诗集，那样会让他老去。西班牙政局进一步恶化，濒临内战边缘。在马德里，左右派之间互相暗杀绑架，血染街头。除了1919年格拉纳达的冲突，洛尔加从未经历过像马德里7月初那样血腥的暴力。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脆弱。他总是让出租司机减速，叫喊道：“我们要出事了!”过马路他要架着朋友的胳膊，随时准备跳回便道上。7月13日，得知一个右翼领袖被暗杀的消息，洛尔加决定马上离开马德里。他和一个朋友几乎整天都在喝白兰地。他激动地吐着香烟说：“这里将尸横遍野。”停顿了一下，“不管怎样，我要回格拉纳达。”晚九点，他按响他的小学老师家的门铃。在老师的询问下，他回答道：“只是来借两百比索。我要乘十点半的火车回格拉纳达。一场雷雨就要来了，我要回家。我会在那儿躲过闪电的。”回家第二天，本地报纸就刊登了他的消息。西班牙内战开始了。7月20日，支持右翼的格拉纳达要塞的军人起义，占领了机场和市政厅，逮捕了省长和新选的市长，那是洛尔加的妹夫。三天后，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到处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处决。
长枪党分队接连不断到洛尔加家搜查，第三次他们把洛尔加推下楼梯，又打又骂。他们离去后，洛尔加给一个写诗的年轻朋友若萨勒斯(Luis RosMes)打电话，他三个兄弟都是长枪党铁杆。若萨勒斯马上赶来。他提出三个方案：其一，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其二，到一向保守的法亚家避风；其三，搬到他们家小住，待局势稳定下来再说。第三个方案似乎最安全。当天夜里，父亲吩咐他的司机把洛尔加送到位于格拉纳达市中心的若萨勒斯家。
8月15日，长枪党再次冲进洛尔加家，威胁说若不说出去处，就要带走洛尔加的父亲。走投无路，他妹妹说出实情。次日晨传来洛尔加妹夫被处决的消息。下午一点，一辆汽车停在若萨勒斯家门口，下来三个军官，领头的是原右翼组织的国会议员阿龙索（Ruiz Alonso）。他早就恨死了洛尔加。若萨勒斯的母亲边阻拦边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个儿子。那儿子赶来，问洛尔加犯了什么罪。“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阿龙索答道。洛尔加被带走，先关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楼，18日凌晨被转到西北方山脚下的小村庄，和一个中学老师及两个斗牛士一起关在旧宫殿里。看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告诉他们要被处决，让他们做临终祷告。“我什么也没干!”洛尔加哭了，他试着祷告。“我妈妈全都教过我，你知道，现在我忘光了。”四个犯人被押上卡车，来到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橄榄树林。在破晓以前，一阵枪声，洛尔加惨遭国家主义者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