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10-31
<现代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逻辑>
长期以来，流行的传统观点将中国国营企业视为照搬苏联企业模式的产物，这虽有助于揭示中国国营企业的制度来源及其弊端，但却割断了中国近代以来国营企业的成长史，难于理清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曾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功能，难于揭示中国国营企业的独特性，因而也就对中国国企改革的艰难性、复杂性估计不足——《现代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逻辑》，〔美〕卞历南著，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再把国营企业制度与单位制度视作对苏联体制的简单移植
熟悉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经历的人都知道，如何改革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单位管理制度，使之重获生机，始终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弄清国有企业制度在中国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正确把握这一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曾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
能。
最近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奥本大学历史系卞历南(Morris L.Bian)教授的著作:《现代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逻辑》，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的国营企业制度及单位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国营企业这一制度模式是何时形成的？如何形成的？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单位”制度又是如何成为现代中国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独特的制度模式？迄今为止，海内外学界最为流行的观点是将之视作我们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即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很少有人对之进行深入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单位制度，学术界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虽然不再将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与单位制度视作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简单移植，研究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但仍倾向于将国营企业与单位制度的形成，视为在比较特殊的革命与建设的环境中所建立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制度。
至于国营企业制度与单位制度的形成同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仍在不同程度上为学术界所否认或者忽视。
卞历南先生此著的中心论点，就是揭示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单位制度，并非单纯的外来之物，而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面临强大的外敌侵略，在种种内忧外患的严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界人士逐步创造并不断完善的经济制度。
它发端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兵器工业，最终在抗日战争时期 *** 统治区的重工业与兵器工业中得以形成。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并未从根本上造成历史的断裂或者突变，民国时期业已成型的国营企业制度及单位制度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延续与进一步发展。
本书的论点及逻辑体系建立在大量的历史档案之上立足于大量的历史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作者将中国国营企业体制的根本性特征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官僚治理结构，即企业内部实行行政官僚式的等级制度。
二是独特的管理与激励机制，如经常运用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动及发动生产竞赛等精神、心理的激励手段来促进和提高生产能力。
三是企业内部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与福利，如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诸如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与福利。
在此基础上，作者形成了阐释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产生的理论框架，分别从兵器工业的发展、重工业的扩张、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国营企业与“单位”的得名等七个部分展开论述，文末附有作者精心编制的有关中国近代企业之生产、经营状况、经费来源、内部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表格数十幅及详细注释、索引等，可资参考。
卞历南教授近十多年一直从事有关中国企业史的研究工作，他注意吸纳海内外学术界(包括部分大陆学者)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将结论建立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之上。
因此，本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佳作。
不株守成说，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之不足
愚以为，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著作进一步改变了过去将中国国营企业与单位体制简单视为照抄照搬苏联斯大林模式的传统成说，将国营企业一系列基本制度的产生同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外敌入侵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危机，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思想变动，西方学术思想、制度、文化资源传播对中国的影响等等联系起来，为人们深刻认识中国国营企业体制的起源及其特征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这对于当前国内备受关注的国营企业的改革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仅如此，作者将中国企业制度的形成过程追溯到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之延续与变迁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中国国内学术界关于企业史的研究，长期以来集中于企业的经营史与成长史方面，有的甚至还只是部门史、行业史的翻版，对于企业制度的形成与演化的研究，国内学术界目前主要集中在近代股份制企业、公司制度方面，在研究时段上则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前。
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国营企业的研究，国内还只是集中于对其性质和作用的争论上，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营企业内部管理与激励机制方面的制度创新，企业管理阶层的人员构成的变迁，企业内部对成本会计制度的引进与推广，企业内部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国民 *** 战时行政机构改革及其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等一系列的研究领域还都是国内相关研究中相当薄弱的环节(如果不是完全空白的话)，本书对这些内容都有涉及和研究，推进了这些领域的研究。
此外，本书通过发掘过去学术界利用很少的档案史料，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重工业的发展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其中有一些工厂或企业过去甚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本书论述甚详的大渡口钢铁厂等。
因此，本著作对于中国企业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以往学术研究之不足，并具有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国营企业的本质特征、抗战时期中国国营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最后，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和意见，向作者请教。
第一，关于国营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作者在书中具体总结为三个方面，即官僚式的治理结构，重视精神与心理因素的独特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等，这三个方面是否准确、恰当？有无遗漏？我的感觉是以上特征固然在中国国营企业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却不一定是国营企业所独有的本质特征。
现代西方大型企业中，也不难见到比较明显的官僚式的治理结构，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式企业。
注重精神与心理方面的激励，为员工提供比较完备的社会服务与福利，这些特征恐怕也不是国营企业所独有，正如作者在书中也承认的那样，在近代中国的一些私人企业中，同样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子:如民国时期四川省著名民营企业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也一样重视对企业员工进行精神激励，并在企业内部为员工提供各种社会福利。
然则，究竟何为国营企业不同于私人企业的本质特征？这一问题显然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二，诚如作者所言，1949年以后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许多基本特征，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已发育成熟了，但我们恐怕也必须看到二者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譬如，在意识形态方面，抗战时期虽然也强调发展重工业、建设国防，将涉及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的企业收归国有，主张实行有计划的统制经济等等，但这一时期人们并没有否认私有企业的存在价值，也没有完全否认市场在调节经济中的效率与作用。
这与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将市场视作洪水猛兽，将私有企业甚至个体经济视作产生资本主义的邪恶的温床还是大不相同的。
在国营企业管理方面，国民 *** 大量采用新式知识分子，在企业内部推广和实行成本会计制度，以及在企业内部推行分层负责，计划、执行与考核三者合而为一的“行政三联制”等，均与1949年以后国营企业的管理办法大异其趣。
显然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营企业制度还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二者之间既有历史的延续，也有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的变异，其间因革取舍的历史转换过程，显然还大有文章可做。
另外，本书作者不同意一些学者仅仅将中国国营企业的形成视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特殊产物，而是力图从国统区国营企业内部寻找答案，这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史识。
不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国营企业(或者称之为公有企业)并非国统区所独有的，红色根据地也有，不过数量和规模较小罢了。
而且，根据地的国营企业及其管理制度，对建国后的国营企业制度的影响显然也是不容低估的。
作者在书中对此虽略有涉及，惜限于篇幅，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不免影响了本书之研究结论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解释力度。
第三，在研究方法与理论的选择方面，我以为作者似乎过于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对忽视了决策者基于利害得失的权衡。
国内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国民 *** 的国营企业制度时，多强调 *** 政权的阶级性质及其垄断资源，攫取私利的一面，而对其根据时代要求，满足社会需求的一面多有忽视，此固不免有失偏颇。
但本书作者在考虑国民 *** 及其精英人物的决策动机时，主要只是从应对危机方面着眼，相对忽视其对党派利益与个人私利方面的考虑，恐怕也同样有失偏颇。
如果作者能够有效地应用国家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分析，或许可以弥补这一偏差，并使本课题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入。
(袁为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