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级 历史文化学院 国际政治 崔志涛
《水浒传》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主线剧情是以北宋末年宋江等人于梁山泊起义的故事，是我国第一部详细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将历史事实加以文学改造，歌颂反抗朝政的斗争精神，提出朴素的农民理想。《水浒传》作者为施耐庵，也有认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著的观点，前者受众更为广泛和普遍。在版本上也有七十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之分，主流版本是七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即简本与全本之分。
七十回本一般认为是金圣叹所改，主要记述了宋朝末年宋江等人在官府逼迫下“逼上梁山”的内容，主题上是“大义”和“小忠”，“大义”是江湖之义、兄弟情谊，“小忠”则是区别于“忠君报国”的“忠”，梁山之“忠”更多的是对于一个组织、一个“大家庭”的忠诚。一百二十回本称作
《水浒全传》，包含了一百回本的基本全部章节。比起七十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后五十回部分侧重点逐渐走向了“忠君爱国”、“建功立业”、“衣锦还乡”的路线中，与前七十回的主旨发生了较大差异，且对施耐庵本人的历史记载有限，所以学术界认为《水浒传》并非一人独作也是有其原因的。
从《水浒传》这部描绘绿林豪杰产生、发展及最终走向灭亡的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贯穿全书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忠义观”。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忠”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忠”专指对君主的忠诚，唯君主马首是瞻，讲究的是君臣伦理；广义上的“忠”则泛指忠诚、尽心诚意。在《水浒传》中，两种意义上的“忠”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前者对于君主的“忠”主要表现为后五十回中宋江等人支持招安，期待为国效力的意识中。后者的“忠”则贯穿了整部小说，以及时雨
宋公明为核心，前期为聚义而尊崇宋江，后期则为尊重宋江而同意招安。宋江的“忠”是对君主的忠，即忠于
大宋皇帝。“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这是宋江落草为寇的理由，也就是说，导致宋江不能尽忠于朝廷的不是皇帝，而是奸臣的责任。直到被皇帝赐毒酒而死之时依旧相信这是“天子听信谗言”，是“奸臣误国”。儒家传统观念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宋江虽是小吏出身，却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所以在这点上是有理可循的。而其他英雄好汉的“忠”则体现在江湖义气指引下的“心悦诚服”。
宋江仗义疏财，江湖救急，人称“及时雨”、“呼保义”、“
孝义黑三郎”，在梁山靠威望立身。在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宋朝，固守忠义道德观念使宋江赢得了豪杰们的肝胆相照、生死相随。这也是今天的中国人非常需要的一种价值观念，当然，不是让人们“揭竿而起”，而是学会尊重、重视榜样。
儒家文化主张“见利思义”、“非其所有而取之，非义也”、“舍生取义”等等。“义”的内涵是复杂的，《水浒传》中的“义”更多的是一种“江湖义气”、“劫富济贫”、“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是一种维护和稳定组织关系，在动荡中加强彼此联系的精神指向，也成为了行事的精神力量。比如说鲁智深通过“倒拔垂杨柳”一事轻松地处理了小混混袭扰寺院的麻烦，并与他们结成兄弟；还是鲁智深，为了保护林冲不在半路上受害，上演了“大闹野猪林”的好戏；还有“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朱工义释宋公明”、“锦毛虎义释宋江”、“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等，每一件事都是讲究“义字当头”。这不仅是一种绿林草莽的帮扶精神，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视的道德风尚。放在现代来说，可以理解为“不抛弃、不放弃”的团结精神，这也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放眼全国，也可以上升到“在致富的路上不抛弃任何一个人”的经济发展观念。
观诸历代名家对《水浒传》“忠义观”的看法，毋庸置疑的是，梁山的“忠义观”是具有两面性的。需要肯定的是，梁山作为绿林草莽的聚义，他们的文化水平是有限的。但在此情况下，他们展现出的是落魄官僚、小地主、农民、无业游民的最朴素的道德观念。道家讲求“大道至简”，儒家讲究“大道至公”，梁山聚义将两种高尚的道德文化转化成最质朴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国家之间的“人情义理”，在这一点上是需要肯定的。且《水浒传》提出了农民对于腐朽的国家的不满，并相应提出有利于农业社会发展的农民主义思想，为后世政权领导者提供了借鉴。
另一方面，《水浒传》中的“忠”与“义”又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首先，宋江的“忠”是明显倾向于朝廷的。在历史条件的局限以及传统儒家教育影响下，宋江看不清朝廷的腐朽与没落，一味强调奸臣误国而忽视了
宋徽宗本人的无能，是典型的“愚忠”，在积极接受招安，积极“征讨方腊”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梁山发展到极盛之时将梁山众人推入了朝政的泥潭。
而梁山众人对宋江同样有一种“愚忠”。在招安问题上，梁山内部存在者明确的反对、抵触情绪，他们的个人能力绝不在宋江之下，然而却选择了顺从，李逵更是直到死都说“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可哀可叹。这种无条件支持首领、顺从皇权的逻辑依旧是源于“文化水平有限”。梁山众人中真正接受了正式教育的人极为有限，且大都无法脱离“道统”的藩篱。他们也知道招安的危害，但却还是服从于绝对领袖的权威。墨子曰：知而不争，不可谓忠。在“义”上，《水浒传》更多的是男人之间的“义理”，对于女性的“义”更多的是巾帼之“义”，同时其“义”针对内部，却抵制外部势力。“替天行道”是梁山的招牌，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多是“滥杀无辜”，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而在分利上，均等并不现实。“劫富济贫”是《水浒传》“义”的口号，可在劫生辰纲时，吴用却如此说：“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哪里有“济贫”观念？且劫生辰纲一事导致了“青面兽”杨志被迫逃难，又算什么“江湖大义”呢？另外，富人岂是人人为富不仁，富人就应该被劫吗？“劫富济贫”与其说是大义，不如说是农民对社会不平等的“暴力抗议”。梁山起义起于“义”，终于“忠”，混淆了忠义取舍，造成了最后的悲剧。
《水浒传》所体现的“忠义”价值观念是值得每一代人去鉴析的，在现代社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自己的理想；舍生取义，礼义结合。“仁者，义之本也”，仁者爱人，这也是达到现代“忠义”最基本的、最朴素的、最可行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