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4
我下乡在知青队的五年时间，曾两度担任知青队的队长职务。
我们知青队的队员绝大部分原来都是一个班的同学。1973年12月建队后，大概带队干部也事先进行了模底，即由他们提出了队委班子的人选，大家形式上通过后，就按部就班，各司其职了。
我的第一个 “职务” 是炊事员。也许带队干部了解到我的父亲是食堂的大厨，所以也让我承担起了队里的 “主厨” 工作。我也就从队里的最基层开始干起。
一年以后，1974年底，根据县里的规定，下乡知青中可以按百分之十的比例安排到国营农、林、水单位为正式职工。包括队长在内的十来个知青离开了知青队，安排进了县国营茶果场。
我留在了队里，并接任了队长职务。接着，队里接收了部分县里当年的下乡知青，还接收了十来个赣州下来的知青。
这时的知青队长，我觉得并不需要过多的领导能力、决策能力等等领导水平。不过就是 “出工吹吹哨，收工喊喊号” ，还有就是知青的学习、活动的组织、督促等等工作。至于队里的生产安排、工作决策等，那都有驻队老农、带队干部们（县里派了2个干部，赣州1个干部）把着关，并不需要我这个队长过多的去操心。
其实，在这一任队长期间，我实际在队的时间并不多。上半年县里指定我到赣州地委党校及县委党校学习了两个多月，下半年的九、十月份以后又被县里抽调在《老红军来信》写作组协助工作。紧接着从1976年开始，我和一名上海知青、一名赣州知青一起借调在县知青办工作，直到年底结束。这期间，我的队长职务已被取代，并且已经轮换了多人。
1977年初，在结束知青办工作之后，我返回了知青队，并且又重新执掌了队长的职务。这时赣州知青已经分开单独组队，在队知青剩下20多人，带队干部也只由县茶果场（主管单位）安排一名干部担任。
这时候，我对知青队长的职责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我要动脑筋、想办法，要为知青队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知青们的生活和经济收入作考虑、作决策了。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国家补助，必须完全靠自己来养活自己了。
农业生产依然是由驻队老农进行安排管理。队里农田不多，农业收入也不高，主要也是解决知青们的口粮问题。
之前队里已经开展了一项藤椅生产制作项目，虽然是小规模小打小闹，但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我们继续保留了这个项目。
我们加强了茶园的管理。经过几年的耕锄管理及施肥投入，茶树植株有了较好的长势。于是，茶叶生产也成为了队里的一项主要产业。到了采茶季节，即组织人员进行采摘、炒制。茶林业也成了队里一项收入的来源。当然在生产中也出现过失误，由于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在一次安排采摘炒制茶叶过程中，生产出了大量的等外品茶叶（前文《炒茶》中作过记述），这也是生产安排不当造成的。
我还加强了与主管的县茶果场领导的沟通，经常向他们请示报告工作，争取场里的关心和支持。一些能够参与的生产项目也努力争取，以增加队里的其他收入。
比如场里的温州蜜桔采收季节，都要用木板条包装箱包装外运。场里为了解决包装箱木材来源问题，已经由县里安排了一块林区归场里管理。场里安排人员在林区将木材加工成板条，准备再运送出山加工成包装箱。场里也在找加工人选。我们知道后，即力争到了这个加工任务。
我们自行安装了园盘锯，利用手扶拖拉机的动力，，进行木板条的裁切。队员们从家里带来榔头、铁锤，按规格钉制成包装箱。这项加工业务，增加了队里的副业收入，也使队里农闲时节也有事可做。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年，队里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年终结算，队里的工分值达到了0.726元，比上一年的0.45元增长了61%，为建队以来的最高值。
1978年下半年，我再次被县里借调在知青办上班，直到年底。这期间，我没有再履行队长的职责。
当年底，我离开了知青队，结束了整整五年的知青生涯。
知青队随后撤销……。
2018年10月29日于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