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4
我下乡在知青队的五年时间,曾两度担任知青队的队长职务。
我们知青队的队员绝大部分原来都是一个班的同学。1973年12月建队后,大概带队干部也事先进行了模底,即由他们提出了队委班子的人选,大家形式上通过后,就按部就班,各司其职了。
我的第一个 “职务” 是炊事员。也许带队干部了解到我的父亲是食堂的大厨,所以也让我承担起了队里的 “主厨” 工作。我也就从队里的最基层开始干起。
一年以后,1974年底,根据县里的规定,下乡知青中可以按百分之十的比例安排到国营农、林、水单位为正式职工。包括队长在内的十来个知青离开了知青队,安排进了县国营茶果场。
我留在了队里,并接任了队长职务。接着,队里接收了部分县里当年的下乡知青,还接收了十来个赣州下来的知青。
这时的知青队长,我觉得并不需要过多的领导能力、决策能力等等领导水平。不过就是 “出工吹吹哨,收工喊喊号” ,还有就是知青的学习、活动的组织、督促等等工作。至于队里的生产安排、工作决策等,那都有驻队老农、带队干部们(县里派了2个干部,赣州1个干部)把着关,并不需要我这个队长过多的去操心。
其实,在这一任队长期间,我实际在队的时间并不多。上半年县里指定我到赣州地委党校及县委党校学习了两个多月,下半年的九、十月份以后又被县里抽调在《老红军来信》写作组协助工作。紧接着从1976年开始,我和一名上海知青、一名赣州知青一起借调在县知青办工作,直到年底结束。这期间,我的队长职务已被取代,并且已经轮换了多人。
1977年初,在结束知青办工作之后,我返回了知青队,并且又重新执掌了队长的职务。这时赣州知青已经分开单独组队,在队知青剩下20多人,带队干部也只由县茶果场(主管单位)安排一名干部担任。
这时候,我对知青队长的职责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我要动脑筋、想办法,要为知青队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知青们的生活和经济收入作考虑、作决策了。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国家补助,必须完全靠自己来养活自己了。
农业生产依然是由驻队老农进行安排管理。队里农田不多,农业收入也不高,主要也是解决知青们的口粮问题。
之前队里已经开展了一项藤椅生产制作项目,虽然是小规模小打小闹,但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我们继续保留了这个项目。
我们加强了茶园的管理。经过几年的耕锄管理及施肥投入,茶树植株有了较好的长势。于是,茶叶生产也成为了队里的一项主要产业。到了采茶季节,即组织人员进行采摘、炒制。茶林业也成了队里一项收入的来源。当然在生产中也出现过失误,由于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在一次安排采摘炒制茶叶过程中,生产出了大量的等外品茶叶(前文《炒茶》中作过记述),这也是生产安排不当造成的。
我还加强了与主管的县茶果场领导的沟通,经常向他们请示报告工作,争取场里的关心和支持。一些能够参与的生产项目也努力争取,以增加队里的其他收入。
比如场里的温州蜜桔采收季节,都要用木板条包装箱包装外运。场里为了解决包装箱木材来源问题,已经由县里安排了一块林区归场里管理。场里安排人员在林区将木材加工成板条,准备再运送出山加工成包装箱。场里也在找加工人选。我们知道后,即力争到了这个加工任务。
我们自行安装了园盘锯,利用手扶拖拉机的动力,,进行木板条的裁切。队员们从家里带来榔头、铁锤,按规格钉制成包装箱。这项加工业务,增加了队里的副业收入,也使队里农闲时节也有事可做。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年,队里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年终结算,队里的工分值达到了0.726元,比上一年的0.45元增长了61%,为建队以来的最高值。
1978年下半年,我再次被县里借调在知青办上班,直到年底。这期间,我没有再履行队长的职责。
当年底,我离开了知青队,结束了整整五年的知青生涯。
知青队随后撤销……。
2018年10月29日于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