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为维护鸦片贸易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并没有乘胜利余威以和约或商约的方式取得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主要原因是来自英国国内的压力。因为英国人民受中国禁烟运动的影响，以宪章派为主要力量开展了反鸦片、反走私贸易的运动，并通过议会辩论造成广泛影响。
英国政府慑于国内舆论，不敢以双边条约的方式公开保护对华鸦片贸易。故此，《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都未提及鸦片问题。但英国政府并没有放弃鸦片贸易，以口头“劝说”的形式胁迫清政府对鸦片开禁。
如《南京条约》谈判期间，璞鼎查正式提出将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而耆英的答复是，各国的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不再过问。这实质上是公开承认鸦片走私。在《虎门条约》签订前，英国政府仍然要求将鸦片贸易合法化。
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鸦片走私较战前更加猖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最终合法化。
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无论是从生产数量、遍布范围还是流行区域都无疑是要比清朝更加严重的。
清政府还存在时，尽管当时的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程度和基层腐败程度都令现代人无法想象，但好歹还算有一个主张禁毒的中央政府，各地方无论是种植鸦片还是贩卖、吸食鸦片都是名义上的地下顶多半公开活动。
但等到清政府彻底灭亡后，中华民国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全国范围内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群雄逐鹿军阀割据的局面。
而这些各路军阀在军队武器和组织形式上逐渐已经向近现代靠拢了，但是经济基础上却还是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而这种经济形式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了持续的近代化战争的。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全国各路大小军阀都或多或少的有以鸦片养战的情况，有些小一点的军阀甚至将种植鸦片作为了自己发家致富的手段。像当时割据陕南的军阀吴新田，割据陕南之后最重头的工作就是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鸦片种植和贩卖，甚至将陕南最肥沃的土地拔掉庄稼种上鸦片，然后再用军队护送鸦片的贩卖和运输。在他治下的陕南地区简直就成为了一个比现代金三角更大更猖狂的制毒贩毒基地。
而等到吴新田的鸦片财发够了之后，他更是直接将军队和地盘卖给了别的军阀，自己去上海租界里当大富翁去了。而这种完全毒枭化的军阀，在民国年间并不止吴新田一人。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种全面性持续性高烈度的战争显然是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都无法承受的，因此不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沦陷区，公开的，由政府组织的制毒和贩毒情况都非常普遍。“特货”收入成为了中日双方共同的财政主要来源之一，中日进行贸易战时，甚至还以特货为武器进行过经济战。
在这种情况下，民国时的鸦片简直成为了一个公开的产业化的东西，鸦片问题自然也就比清朝要严重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