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推作用的基础是减轻不必要、不辨义的记忆负担，也就是语言的经济学原则。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很多人背英语不规则变化动词的时候经常感慨，要是都是加-ed该多好啊。这就是语言变化中的类推作用倾向。从历史上讲，qí的读音来自上古音gral(中古读音gie平)，jì的读音来自上古音grals(中古音gie去)。从上古汉语构词法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做名词gral加上动词化后缀s。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王(上古音 ɢʷaŋ - ɢʷaŋs，中古音 yang平 - yang去，现代读音 wáng - wàng)。(上古音参考郑张拟音，中古音使用@poem 的罗马字方案)在汉语中，这种加s动词化中古汉语时期就已经不是能产型了。而在汉语口语中，动词“使”已经代替了这一使动用法。因这种原因产生的多音字在后代被简化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举个例子，查阅康熙字典可知，“三”在表示3的时候读音为sān，表示“许多”的时候(如“再三”)时读音为sàn，两个音的来源分别是上古汉语suum和suums。所以“三思而后行”中应当读sàn。然而现在谁这么念呢？也许百年前腐儒们也会嘲笑：平去都不分，还真以为只需要考虑3次呢……
取消ji4音是不妥的，qi2、ji4具有区分词性的作用，这点很重要（一人一马读ji4，只有马也读ji4），而且象“一骑红尘妃子笑”之类的，大家读ji4已经习惯了。现在如果读qi2，不但不习惯，平仄也有问题。因为下一句第二个字“人”是平声，所以读ji4为好。不过，具体到“坐骑”，读qi2也是可以讲通的，两个近义动词并列构词，用作名词，是可以的。另外，国家颁布的读音标准，除了对央视播音员之类，并没有强制性，其他人尽管读坐骑ji4，没有任何问题。
英语中单词的复数本来是从古日耳曼语中遗传下来的，如child-children。这套体系就是学德语的孩纸们极度怨念的“每个单词的复数都要单独背”。但是英语后来从古法语中引入了加-s变复数，于是它不仅作用于法语中引入的词，也作用于古英语继承的词。所以如今英语中只剩下ox-oxen，tooth-teeth等有限的不规则复数了。这一类推作用甚至作用于拉丁语借词，如formula的复数形式本应按拉丁语第一变格法为formulae，但现在formulas也是可接受的形式了。在俄语中典型的例子是ей前的增音н，本来它只是因为古斯拉夫语中сън ей，кън ей连读而产生的，但是在类推作用下连под这种无н尾的词都要说под ней了。再举个例子，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在全俄推行正字法改革，其中合并了и和i两个字母，因为他们早在16世纪在口语中就不分了。但是有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就分不清миръ(和平)和мiръ(世界)了。但实际上推行正字法改革两个拼写合并为мир之后也没有造成什么混乱，在不同的语境下俄罗斯人还是分得清“和平”和“世界”两个含义的。而且这两种写法本来就都来自于古斯拉夫语mirъ，是后来人为分开的。所以我们考察一下“骑”的读音：统读做qí后对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产生什么危害了吗？并不明显。考察一下益处：普通百姓不会再为“骑”什么情况下读qí什么时候读jì纠结。那么，“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于语言的经济原则，这一简化就是合理的，是最吼的。再来考察一下这种变革的阻力是什么呢？当语言在底层平民中快速变化发展时，在受过教育的人中语言则更趋于保守。从一个角度考虑的话，他们需要继承尽可能多的先代的文化遗产。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的话，复古的语言则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身份认同，一种“受过教育”、“有文化”的象征。因此，尽管在语言的各个方面他们都已经出于语言的经济原则使用了简化后的语法和词汇，但是在一些层面上他们仍然更倾向于保留较古老的读音，这对他们虽然不够经济，但这点成本对于维持身份认同的好处而言，还是可以算得上微不足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