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认为韩国“双减”政策失败原因为其政治体制框架下多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必然，受古代科举与现代高考影响，立身扬名与考试竞争价值体系根深蒂固；“双减”改革治标不治本，教育配套政策建设不完善；社会上升渠道不畅通，劳心者与劳力者差距过大，教育分流运营艰难。
我们的近邻韩国向来以“高压教育”著称，其“双减”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韩国国内教育内卷严重，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大力取缔校外培训机构，但最终以失败收场，并以教育培训机构兴起、取缔以及再次繁荣为主要表现。
韩国在“双减”上的得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
20世纪60年代，韩国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匮乏，仍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
在这之后，得益于五年计划、新乡村运动和教育建设计划等好的国家政策，短短20年间，韩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享受到经济腾飞红利的韩国人民，真切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
毕业于高水平院校的人才，社会地位和收入都更高，能成为社会中产阶级或以上，因此学生及其家长热衷于考入名校，将考入名校视为社会阶层跃升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途径，教育内卷逐渐形成。
内卷的夸张程度，可以举几个例子：
教培机构发展火热，甚至出现了壮观的补习一条街，上千家教培机构簇拥在一条街上；
韩国家庭月均教育支出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在课外辅导或家教等私教支出上全球领先；
学生长期在高压竞争环境下学习，社会山广泛流传着“四当五落”的俗语，意思是睡四小时就能考上理想学校，睡五小时就会落榜。
病态的内卷下，弊端慢慢显现：
日渐生长的课外补习悄然威胁着教育公平，若家庭无法负担教育培训机构费用，则会使学生输在起跑线上，进而阻断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寒门再难出贵子；
学生不堪学业重负，学业压力逼得学生产生抑郁问题，跳楼的跳楼，自闭的自闭，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一代人无法快乐成长；
考试的指挥棒让老师无暇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和教育，分数是学生唯一的命根，缺乏个性化成长。唯分数的课程设置，忽视了对学生道德的关注，带来社会风险。
韩国政府下决心改变教育现状，于20世纪70年代开启“双减”改革之路，除了取消名校招牌、撤销重点班、通过摇号分配学生等，还有重要一项就是取缔校外补习机构，韩国所有教培机构一夜之间遭遇灭顶之灾；严格禁止所有大学生以及学校教师提供有偿课外补习，若违反规定将受到严格处罚。
为了树立政策的权威性，韩国政府牵头成立了30多个“课外培训稽查队”，专门负责纠察打压全国各地的教培机构，一时间各类培训机构“明面上”被取缔。
家长意识到虽然表面上不内卷了，但隐性竞争仍然存在，因此私下里各种形式的校外培训不曾停止，甚至与政府斗智斗勇。
因为风险，地下教育培训的价格水涨船高，补习教师供不应求，补习形式变着法儿翻新。
经济实力强的家庭有的是办法获得这额外的培训教育资源，例如聘请教师以亲戚探访、保姆或清洁工上班等名义到别墅授课；培训场地打一枪换一炮，可在临时租用的郊区民房，也可在随时移动的豪车中。
“课外培训稽查队”很难精准对这些形式多样的补习行为进行监督与打压，执行成效欠佳。
教培就此成为有钱人的专属。取缔教培机构不仅没有实现教育资源公平的初心，反而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平衡。
中下层家庭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强烈呼吁政府重新开放校外培训机构，甚至纷纷走上街头，为争取受教育权利呐喊。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取缔校外培训机构的禁令相当于名存实亡，高中学生几乎全部进入补习班进行课外辅导。
三十余年的改革终以失败告终，校外补习机构又重新走向繁盛，并变本加厉，将韩国教育推向令人窒息的极致高压。
教培归来后的一系列数字是骇人的：2000年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增加至14013所，约为1980年的37倍，参加补习的学生人数为1388000人，约为1980年的12倍，校外培训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
韩国社会意识到子女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并通过不生育来规避风险、节省费用，进而引发出更严重的生育率极低这一社会问题。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发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显示，韩国生育率连续三年世界排名倒数第一，而且生育率数字一直还在恐怖下跌，一年又一年地创着历史新低。
根据目前的数字，韩国今年有望再次创下生育率新低，再次拿下这个第一。
为了鼓励生育，韩国政府不断增加财政开支提高新生儿育儿补助，但收效甚微。
韩国“双减”政策失败，原因是其政治体制框架下多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必然。
韩国社会的上升渠道不畅通，劳心者与劳力者差距过大，家长都不想让孩子当时代的牺牲品，倾向于让孩子当“人上人”。
因此通过打击校外补习机构解决教育内卷是治标不治本补习是表象，民众的社会阶层焦虑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