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民主和科学既是其动力，又是其矢志不渝追寻的目标。中国史学的近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中国史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近代以来史学民主化的表征是，史学关注的对象由少数英雄，帝王将相转向广大的民众；由狭窄的政治史、军事史转向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综合史、整体史；史学研究风尚的百家争鸣，自由平等，以理服人。史学科学化的表征是，治史原则的客观性、求实性；治史目的由简单的“资鉴”、“重训”转为揭示历史过程的真相和历史各方面内容的内在有机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以帮助人们认清历史发展方向，更好地把握未来；治史方法由单纯的考据和编纂史实转向考据与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等。
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是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民主和科学化的先锋。他在本世纪初写的《新史学》一文揭开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序幕。他用犀利雄健之笔揭露和批判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封建专制性，说其“知有朝运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其史学方法则是非科学性的，“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将史学的革新提高到能振兴民族的高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民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鸣乎，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要建立的中国新史学，是一种“叙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对新史学的这一界说包含了明显的民主科学意蕴，它将史学研究的对象转向了人类历史的进化现象，将史学研究的目的定为求得人类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
“五四”新文化运动揭示民主与科学旗帜，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初步勃兴的中国新史学一方面为民主和科学的张扬擂鼓助威，一方面又利用科学和民主进一步改造中国史学，中国史学的民主化、科学化进程大大加速，中国史坛呈现出空前繁荣和发展。虽则在那一时代有影响的新史学派，新考据学派、新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等在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上各异，但寻求建立民主和科学的历史学的趋向是一致的。
新考据学把史学视为史料的考证和编排叙述，反对对史料作综合的分析以探求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其考据方法和治史原则比中国传统的单纯归纳式考据要进步，具有近代科学的意义。胡适的治学方法是考据学派的方法论指导，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仅讲归纳性实证，还讲假设、推理、验证等实证法和历史的眼光，其运用于史料考据是科学的，有普效性的。新考据学的大师傅斯年倡导并力行在中国建立法国兰克学派式的“科学实证的东方学”。他强调治史的绝对客观原则和方法的科学化，喊出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在扩大史料范围和史料的发掘、整理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为科学性的近现代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石。新考据学中疑古派领袖顾颉则是经受了五四新文化的科学和民主的洗礼成长起来的，他不盲从古圣先贤和学术权威，以存疑和求实的眼光审查传统的古史全系，以科学的方法廓除了古史体系的迷谬和妄说，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建立清除了障碍。王国维和陈寅恪则以“二重证据法”等为中国新古史体系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新考据学派崇尚自由平等地研究、不尚权威、求实难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风，实是五四民主精神的内化。
在近代中国史界有过广泛影响，以介绍西方新史学为主的新史学派，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要建立人类综合史或整体系；认为研究历史，只是要叙人类进步的事实。治史的目的不在于史学可以给人们提供资鉴训戒，而在于给人们提供历史的知识，以明白现在的问题，把握未来。在研究方法上，它主张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才能融通和概括人类的全部历史。新史学派旗帜鲜明地高张史学的民主性，这不仅反映在它反对传统的英雄和帝王将相史，要写社会民众及其生活的历史，而且主张历史学要充分发挥教育工人的作用，要为劳工大众服务。中国新史学派的领导人何炳松概括新史学的特点有二：“第一，注重普通人同普通人的史”，“尊重普通人——就是普遍所谓‘民主精神’”。“第二，发现同应用天然的定律。”（何炳松：《新史学导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李大钊，对历史与史学的界说尤具科学和民主性。他在《史学要论》中说：“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变革的学问。”“今日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似为国民的生存的经历。”李大钊不仅注重史学的国民性，还强调史学的科学性，指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考察人类社会发达进化的过程，“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产与事实间的相互影响与感应。”正因为史学具有这般科学的内容和精神，故李大钊认为现代史学对于人生影响极大，一是“史学能陶炼各人于科学的态度”，即尊疑和重据，二是“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贯彻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去，初步建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不仅在于它的科学性、革命性，还在于它是为最广大的民众服务的，具有最广泛的民主性。建国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虽有不足，仍取得相当成绩。但由于“左”的思想的日益滋长和泛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受到严重干扰。五十年代后半期史学领域刮起了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之风，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只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只有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史学研究丧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讨与争鸣。六十年代初，以翦伯赞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学家起而捍卫史学的科学性、独立性，提出了历史主义的史学方法。指出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反对把阶级分析法和阶级观点庸俗化、狭隘化的做法。不过，这一努力和愿望很快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击碎了。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完全沦为政治的婢女，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研究历史”， “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中国史学已无丝毫科学性和民主性可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文革历史进行了拔乱反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各领域的拔乱反正提供了思想武器，中国出现了又一次文化思想解放。中国史学也开始了艰难的拔乱反正和解放思想运动。以黎澍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痛定思痛，对建国和文革后的左倾史学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批判。他们以在中国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为己任，反对史学研究中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机械化、教条化、反对片面、庸俗的史学为现实服务论，反对政治对史学的干预和侵扰。黎澍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回顾了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走过的曲折、坎坷道路，总结出三条深刻教训，“第一，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坚持从事实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从任何主观出发。”“第二，必须尊重辩证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它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第三，必须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来对待科学。”“科学研究既要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制定规划，又要在研究过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科学同主观主义互为水火，它只遵从一个东西，就是客观真理。”黎澍说，这三个教训，“里面贯穿着一个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文中还特别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民主性问题，“事实表明，如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在政治上没有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他们对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根本性理论问题和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再思和批判，引发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世界史中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学新的民主化、科学化进程。此后，虽有过“史学危机”的呼声，但新时期史学不论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探索和挖掘上，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上，史学方法的多元化和科学化上，还是史学成果收获上，史学研究风气的自由与平等方面，以及对国外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吸收、借鉴上，都有大的发展，是继五四新文化以后又一次史学发展高潮。
综览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中国史学的近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产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最具民主和科学性的史学。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心将大大推进中国史学朝着更科学、更民主的光明前途迈进。
参考资料：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73970db105c2b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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