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8-26
三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日渐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随着目前经济危机中经济组织(从G2到G20以及其他组织)的出现,中国的力量及其最近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不可避免地使其站在了全球领导秩序的中央。是什么构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这对国际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国会如何在应对全球发展的挑战中做出应有的贡献?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发展中学到些什么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成为人们思考中国经验的催化剂,而全球经济秩序的混乱更增强了人们关注中国的兴趣。在国际范围内,人们开始追问中国之崛起对于低收入国家、削减贫困的重要意义。要向中国学习经验的地方有很多,同时,中国的崛起也给传统的发展秩序带来挑战,人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发展动力根源于其国内发展策略,要适应中国在低收入国家中的存在,以及它所提供的替代发展道路。 有“中国模式”吗?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组织结合起来,并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做法?我认为,没有能够简单地概括中国改革经验的“模式”,即使可以归纳出某种模式的话,也只是关于发展过程的模式,而不是发展规划或政策“良方”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试验性的、逐步推进的发展模式,为了能够成功,可以保留那些有用的东西,丢弃那些无用的东西。这种方法体现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以及邓小平关于“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评论中。 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即使是改革开放的设计者也是想象不到的。在此期间,中国领导集体追寻的三大目标是: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其中把稳定作为工作的中心和改革的顺序与速度(即何时前进,何时退却的问题)的关键性决定因素。中央领导层鼓励创新,允许地方根据具体条件调整政策的具体落实情况,实施小步前进、定期评估的发展方略。这种方略从农业集体化和建立特别经济区开始,到国有企业改制、放松劳动力流动监管、发展市民社会组织及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对中国改革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是建立一些新的体制、机制,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对原有制度进行灵活调整。在许多关键时期,中国的制度瓶颈体现出来了,如缺乏清晰的产权制度、独立的法律体系、责任体制和管理组织等。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些在早期快速发展时期确立的旧政策和旧体制有可能日后会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目前的金融危机是进一步观察中国发展“模式”的好机会,看中国能否将潜在的危机转化为发展机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政府面临着重构经济体制、减少出口依赖和刺激国内消费的巨大压力,同时要全方位地维护经济安全。这场危机会给中国应对这些难题提供一些政策空间,但政府这样做的同时,还要满足国际期望,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中国改革的显著特色不在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良方”,而在于它根据特定政治、制度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虽然中国的许多特征,如领土广阔和生产力强劲,使其与众不同,但没有必要以此把中国看成是一种例外,而是应该从它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实现了结构和人口转型的方法上来了解它。由于没有固定的发展蓝图,这就需要在解决问题和应对环境变化时的创造性与创新性。 对比视角下的中国发展模式 中国政府实行的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人们经常参考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改革。虽然中国在国家投资实现经济目标方面和它们有某些相似性,但也存有许多重要差异。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政府机构改革和建立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双重任务,中央以下机关在实现地区发展方面有着更高的自主性,地方政府的具体情况影响了中央政策在具体落实时的有效性和一致性。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与东亚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利于协商发展战略和单纯的国内制度重组。中国在参与国际机构时会遭遇到更加复杂的磋商与谈判,而且中国也没有东亚邻国们那么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些多边贸易规则。 最近,国际发展方面的争论是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包括其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往来,是否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了挑战。虽然“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而且对政策的关注也开始转移,甚至一些人就“北京共识”达成了一致。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代表了一种替代发展模式,不同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正统与援助模式。中国作为世界贸易伙伴、投资者和生产者,一直强调国家间的友好合作与互惠互利,现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除了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外,中国还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发展援助并没有特别具体的政策。 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发展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崛起不仅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前者,中国立足于当地实际而积累的中国经验能为有着不同政治制度、资源能力、政策制定与落实能力的国家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但并不一定要指导它们的具体实践。中国力图维护其长期经济和政治利益,尤其是能源和资源安全,将进行与贸易和投资密切相关的发展援助,这会引起国际投资不足或已撤出、私人投资收益较少的国家或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西方投资者将重返上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的发展投资,而且如果中国成为一种替代援助国,西方国家也将重新考虑对受援国所提出的限制性条件是否合适。 从微观领域来看,中国在削减贫困、保障食品安全和基本医疗、教育或提供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具体经验,但可能的经验受惠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什么、如何学。中国的学者或研究人员在积累经验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但需要一些伙伴来更有效地来分享这些经验。其他国家要求“从中国获取经验”的要求此起彼伏,但却没有连接信息供需的机制。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寻求解决具体问题方法的人与这些理解并研究中国经验的人之间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有效机制。在中国建立一个“开发基础部门”(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第一步;而加强合作研究,将中国的研究学者引进到这些研究联盟中是第二步。 从更广阔的发展视角来看,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途径,并对原有的运行机制提出了挑战。中国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将颠覆原有的援助模式,人们因而会更快、更深入地对原有的援助方式重新评估。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考西方发展模式及新出现的关系和组织(南北对话、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四国”)的机会。它促进了基于捐赠-接收关系的援助方式向友好合作与互惠互利方式的转变。 然而,在发展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中间,人们对于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国内的优先性和动机的认识还是极为有限的。虽然,多边或双边的发展机构已在中国开展了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但直到最近也没有能够将中国内部发展的经验介绍给世界其他地方。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人们更需要了解中国的发展动机和利益指向、国内政策和压力,以及这些政策和压力如何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行动。阐明中国自己对于发展的“观点”、如何制定政策和发展规划,以及在发展规划中如何利用和改造西方的发展理念,将向西方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参考视角,同时也有利于增进对各自发展道路的相互了解。 经济危机使中国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它对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影响越来越明显。全世界都应该把握住这次有利时机去了解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发展目标,以增强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实现经济的复兴和可持续增长,并削减贫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国就国际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建立一种有效的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