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5-20
孔子论仁
故要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必先要了解「仁」。仁之含义极复习，各学者对仁之解说亦有异。蔡元培认为「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8]。梁启超则更进以「同类意识」释仁，他说：「仁者何，以最粗浅之今语释之，则同情心而已。」[9]钱穆则认为「仁者从二人，犹言多人相处也」。[10]以上诸说，可谓对「仁」一字作了多面的解释。但我们亦不应忽视孔子言仁之出发点为「当下之自我」。[11]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2]、「我欲仁，斯仁至矣」[13]，此乃言仁之重点也。
仁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则正名是孔子政治哲学的起点。
其次，孔子要正的是正名分。正名分者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8]君应守其分，臣应守其分，各尽其应尽之责，勿殒勿越。而达至「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19]否则，则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岂得食诸」。[20]
在正名的内中，其中一项是针对君主的，可曰之「正身」，即为政者必先以正其身为基础。论语颜渊章：『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政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曾对此作了一比喻：「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言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21]。由此可见孔子对主正身之重视。
从这里一则可见到孔子乃重「德化」而非「刑罚」，故上行正身，足以收不令而行之效。其次，从孔子所提之正名内容观之，孔子之正名，乃上级较下级更为重，使君主有不可任意逃避责任。这明显对君主的行为作了道德的规范。
毫无疑问，孔子提出正名是为了维持旧制度，旧秩序。但我们能否因此而推出孔子乃是「封建集团的集『大成者』」[22]。若从孔子的出身而观之，有学者认为孔子乃是「从其没落主自身地位和利益出发，对西周社会，不但寄与不少的回忆，而又认为那是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23]若从这个角度(从其没落封建主自身地位和利益出发)而观之，孔子确是封建集团的集大成者。但孔子正名的前题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吗？
除了正名外，孔子的另外一个重要政治思想是德与刑。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8]这段话中的德：即依祖宗传下来的规而思想。刑：即是依祖宗传来规范而树立治度，对于违背此法者加以制栽。孔子所指出德与刑的理论，是远承氏族时代「明德」与「明刑」之古训。[29]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0]由此可见，孔子之提倡德治，是相当明显。若将其中德治细分，则可分之为四点：
一、圣君。孔子推崇的是尧、舜、禹、汤、文王和武王，他们的德行皆为圣人。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31]、「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32]孔子曰：「舜其大考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下」[33]。孔子认为行德治之首要条件，便是贤者在位，亦即要有圣君。
单依靠圣君治理国，略有不足，故孔子主张以贤才以为辅。即德治的另一内容是任用贤人。孔子曾称赞尧、舜、禹及武王任用贤人。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4]可见孔子对任用贤人的重视。另孔子亦有观察人材的方法，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35]、「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36]。在数千年前，孔子以这种客观的观察方法来评定贤人与否，可算是相当不错。
德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教化可分一、以身作则，二、以道诲人，三、教育人才。孔子尤重视前者，盖政事尽于行仁，而行仁以从政者之修身为起点[37]。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38]、「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9]。即在上位者以德化民，而不以力服人。
二、便是以道诲人，即教化。孔子相信「性相近，习相远」[40]。只要透过教化，便可使民「有耻且格」[41]。故孔子多授弟子以培养个人之品格为目的，并教以化民成俗之术42。
三、是教育人才。孔子所开创之「教化集团」[43]，以六艺作为教材来训练其学生，使其「立于礼，成于乐」[44]；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45]均以政治为其主要内容，并是一个向各国国君及诸侯供应人才之大本营。可见孔子并非一个空有理论之士。
与德相对的是「刑」。孔子是重德不重刑。孔子有这思想，一方面是由于孔子有天下归仁之理想，故推仁德以爱人，教化人。而不是用刑来控制人民。孔子更知道刑政虽为人民所畏，但只能治标，使「民免而无耻」。而行教化，则是治本之法，可使民「有耻且格」。所以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媵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46]。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孔子完全否定「刑」。孔子也知道：「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47]正如上述孔子之主张，他只是较重德而已。
孔子对刑尚不重，对凡言杀戮与军旅之事皆反对。论语颜渊中有言：『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另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由此可见孔子德治主义之彻底。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孔子言仁，仍多限于个人或君主之修身，而仍未能将仁加以扩开去，使仁这德行开展出仁政。孔子之言德治、教化、仁人（有德行之人）辅政及反对军事杀戮，已可看出以道德下开于政治之上的端儿，但其对「德治」的设想仍是比较笼统[48]，故仍未能在政治上落实下来。孔子之不足，则留待其后继者孟子之大力提倡仁政，才得以完满解决。
孟子
孟子性善说
孟子的仁政论，根源于其哲学上一独具创见的性善论。仁政是孟子悬以为政治之最高境界，则性善论为由而致之的唯一凭借[54]。故要了解孟子之学说，则必先由孟子之性善说作为开始。
孟子认为人之性本善，这性本善「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为了说明人性本善，他举出：「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作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55]依此，孟子推出人有四端之心，他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56]，相反「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57]
由此可看出孟子与孔子人性思想之不同：孔子只言「性相近」，孟子则明言「性本善」。孔子只言「仁人」，孟子则推言「仁政」。孔子之仁必须致力于尽己（忠）推己（恕）工夫，孟子则以人皆本具善端也。[58]这可见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
孟子的性善论中要特别注意的是「推恩」之说。所谓推恩说即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59]。此推恩则下开孟子行仁政。
齐宣王谓己好货好色，故不能行仁政。孟子对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60]孟子认为因王之好货好色，可「举斯心加诸彼」，若实现此心于政事，则是仁政矣。
其次，孟子认为君主以其不忍人之心，推恩而行不忍人之政，则亦是仁政矣。孟子曾以齐宣王之不忍一牛「觳觫而就死地」，并以羊易之之事指出齐宣王有不忍之心（性善之心），并认定此「乃仁术也」，就正如「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61]。孟子认为齐宣王若以此心行政事，则可以行王政。
由此可见，孔子讲德性之仁及忠恕，多限于个人之修养方面[62]。孟子言德性（性善说）则应用之于政治及社会哲学。孔子讲仁及忠恕，只限于「内圣」；孟子则更及于「外王」。[63]
除了孔子之政治主张正名被批评外，孟子之仁政说也受到一些马列主义者的批评。他们批评孟子是「从拥护封建秩序的立场」[64]出发，这恐怕亦是不了解孟子仁政背后的要义了。
孟子行仁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针对当时「方务合连横，以攻伐代贤而好霸政」的政治风气。当时，孟子立场鲜明，他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65]。而对公孙丑问可得管仲与晏子之功时，孟子更不肖答：「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66]。由此可见，孟子之仁政，不是「从拥护封建秩序的立场」出发，而是针对霸政也。文中以后再讨论孟子之「民本说」，更可说明孟子不是拥护封建，而是针对封建。
对于霸政，孟子的立场可谓相当明显。但有学者认为孔子对霸政的态度与孟子是有所不同的[67]。其引论语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又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68]，足见孔子对桓文与管仲霸业之推崇。69他并认为孔子和孟子对霸政抱不同见解之原因，主要在于两人所处之时代背景不同。春秋之初，南蛮与北狄交侵，桓文管仲之徒，能维持中国社会之秩序纠合绪侯，以抵外来之侵略，所以孔子亟称管仲之功，以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上分析，看似能自圆其说，然而，却与孔子之思想相违背。孔子之重管仲，只是重其改革下带来的文明，即其成果也，非言其手段也，非霸政也。其次，霸政即是仁政之对立。若孔子对霸政推崇，那岂不是反仁政吗？孔子之时，虽未确立仁政之思想，然而却是仁政之萌芽者[70]，又怎会反仁政而自相予盾呢？故视孔子为推崇霸政者似有不当。
孟子除了反对霸政外，更大声疾以反对「暴政」。[71]孟子告子章云：「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暴政）』」。孟子之反暴政论，可由其暴君放伐论见之。孟子梁惠王章云：「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另外，离娄章云：「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从以上两段引文中，都可见孟子之暴君放伐论针对行暴政之君主的。此种激烈之言论，「已经明白主张反君主（暴君），更为儒家从来未有之议论」[72]。
吾人皆知孔子在政治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正名」是有尊君之思想。至于人民之是否应当服从暴君（在历史上虽有汤于桀，武王伐纣之事实），在理论方面，孟子以前，似无人予之充份之解答。虽有研究指出，周书泰誓有抚我则后，虐我仇之语。但泰誓古文晚出，不足为凭。[73]是故自孟子暴君于伐论之说出，而对此一问题有一了当明白之回答。孟子此论实对我国日后之政治思想史发展有着重要之影响。
除暴居于伐论外，孟子的另一重大要政治思想是「民贵君轻」之说。这亦即是中国政思重要一环---民本说。中国民本思想，胎息于《尚书》的「民为邦本」之路，但因该书为后人伪作，不能认定是夏朝人讲的话。[74]从字面明白提出"民本"的，有《春秋谷梁传》中的「民者，君之本也」。但经战国初期，商鞅、申不害之尊君贱民之论所压下去。至孟子乃异军突起，力排众议，正告天下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警愓时君。在孟子之前，或与孟子并时之言政者，非以「国」为中心，即以「君」为中心，而从未有以「民」为中心者。以民为中心者，乃孟子为始也[75]。所以孟子不仅为孔门之巨擘，亦为儒家民本思想之宗师也[76]。
孟子之民本说，并不是一理论的口号，而是民意在政治上当有之影响力，此在上述之暴君于伐论中可见一斑。另外，孟子之尧舜禅让说，亦能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