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光寺在全国有三座：北京通州、黑龙江宝清县和四川成都市内。成都宝光寺在成都市北郊十八公里处的新都区，是我国历史悠久、环境清幽的佛教寺院之一，清朝以来中国南方“四大佛教丛林”之一，也是四川保存得最完整的佛教寺院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汉族重点寺院。
成都宝光寺始建于东汉。根据终南山道定律师撰《集神漩塔寺三宝感通录》记载：隋代，蜀王杨秀在此掘地，得大石，知诜禅师遂于石上建九级浮图。是时，每有旱涝，官民于此礼拜祈雨，轧有灵应，故寺名“大石”，塔名“福感”。隋代名“大石寺”并建有寺塔名“福感塔”。宝光寺至今保存着中国早期佛寺“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仿印度建筑布局来看，这座寺院最迟建于隋代，《集神漩塔寺三宝感通录》的记载是可信的。
唐会昌五年(845)，唐武宗李炎下令拆毁天下大寺4千6百余所，小寺4万余所，宝光寺与“福感塔”均被拆毁。宣宗大中元年(847)，宝光寺得以恢复，但宝光塔未重建。唐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公元881年元月8日)，黄巢攻破长安，唐僖宗李儇在五百神策军的保护下南逃入蜀。中和元年五月(881年7月)僖宗路经新都，曾“驻跸”宝光寺。后来，觉得这里环境很好，又距成都不远，便在寺后修建行宫。行宫露台的两个柱础现存于寺内七佛殿前廊柱下。唐中和三年(883)三月初八日，僖宗幸蜀已近三年。据说有天晚上，他见福感塔废址下放出祥光，唐会昌五年(845)，唐武宗李炎下令拆毁天下大寺4千6百余所，小寺4万余所，“大石寺”难免劫难，“福感塔”也被摧毁。唐大中元年(847)，宝光寺得以恢复，但宝光塔尚未重修唐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即公元881年元月8日)，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便问奉旨随行的彭州九陇山的高僧知玄(后来封为悟达国师)悟达回答说：“此乃舍利放光，为祥瑞之兆，今黄巢已平，陛下可回长安了”。僖宗大喜，叫人挖掘，果然在塔宫内发现石函，函内有佛舍利十三粒，晶明莹彻，光彩照人。于是，僖宗命悟达国师重修宝塔，扩建佛寺。寺成后赐名“宝光寺”，宝塔取名为“无垢净光宝塔”。
成都宝光寺的寺和塔名一直沿用至今。但从1996年5月在寺内出土的唐代《施衣功德碑》最新资料表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这里已经叫宝光寺了。寺中的佛塔，亦称“宝光塔”。
宋代，中国佛教禅宗临济宗第十一代祖师佛果克勤(宋高宗赐号圆悟国师)开法于成都昭觉寺。徽宗大观三年(1109)又住持宝光寺，并拓展寺庙规模，请宋徽宗敕赐宝光寺名“大觉寺”。据清道光碑刻《宝光禅院创建重修端末记》称：“宋圆悟禅师修持说法，接众数千”。使此寺进入了宋代的极盛时期。
元代，寺庙一度残破。明初，石子美等人捐资培修，复名“宝光寺”。永乐十一年(1413)，心空和尚在寺内建造尊胜陀罗尼咒石经幢，后来寺庙毁于火灾。明正德年间(1506—1521)，宝光寺经当朝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与翰林院修撰、新都状元杨升庵父子二人捐修，殿宇备极宏丽。
成都宝光寺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遭到毁损。清唐熙九年(1670)，四川梁山县双桂堂破山和尚派他的弟子笑宗印密禅师来到宝光寺，新都县知县毕成英及地方缙绅的支持下，剪荆伐棘，重兴道场，被称为清代宝光寺中兴第一代老和尚。从康熙到光绪的两百多年间，由于不断培修扩建，宝光寺一跃而起，与成都文殊院、昭觉寺、草堂寺并列为成都附近的“四大精舍”。与成都文殊院，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并列为长江流域的“四大丛林”，即所谓“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旻”。
民国年间，宝光寺一直保持了佛教禅宗大丛林的崇高地位。寺内方丈和尚无穷和贯一在国内佛教界颇有影响，而在成都“四大精舍”间，宝光寺尤以执行禅门清规而闻名。当时在挂单僧人中，流传着这样顺口溜：“要吃喝，到昭觉;要赶场，到草堂;要关猪，到文殊;要坐香，到宝光”。峨眉山僧人，一半以上都是在宝光寺受的戒，因此，宝光寺有“峨半堂”之称。
一九五六年，宝光寺被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在““””中，国内许多寺院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宝光寺的殿堂、佛像、匾联、书画等文物古迹基本无毁损，成为““””中一大奇迹。宝光寺现任方丈为意寂法师，俗名傅世立，重庆市开县人。
成都宝光寺占地面积120多亩，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殿宇深幽，古木葱茏，五殿十六院层层递进。他不但规模宏大，藏经丰富，僧徒众多，每年朝拜者在百万人次以上，而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保存“寺庙一体，塔踞中心”早期佛寺典型布局的寺庙，也是经历““””劫难后保护最完整、收藏文物最丰富的禅宗丛林之一。
宝光寺的建筑为木石结构，施用石柱400多根，主要由一塔、五殿、十六院组成，四面经墙环护，绿树萦绕。中轴线上，福字照壁、山门殿、天王殿、舍利塔、七佛殿、藏经楼、紫霞山依次而立;两旁有钟楼、鼓楼，客堂、云水堂、斋堂、戒堂、罗汉堂、禅堂，东方丈、西方丈相对称。寺中舍利塔建于唐代，迭经培修，是一座高30米的13级密檐式方形砖塔。
成都宝光寺山门创于乾隆年间，除供护法神、金刚力士等寺庙共有神祗外，还供有明代首辅大学士杨廷和其子翰林院修撰、著名才子状元杨升庵父子和塑像，以纪念其助修宝光寺之功德。
成都宝光寺天王殿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道光十年(1830)重建。中供弥勒佛，两侧供四大天王，殿檐悬“一代禅宗”匾额。殿后因有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石刻《尊胜陀罗尼咒》经幢，故此殿又名尊胜殿。
成都宝光寺舍利塔
位于天王殿与七佛殿之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保存“寺庙一体，塔踞中心”的建筑格局。隋代为木塔，“木浮图九级”，名“福感塔”。塔下有一殿。唐僖宗中和年间高僧知玄奉旨重建宝塔，改名为“无垢净宝光塔”，已历千余年，其间屡有残破，屡有培修。现为密檐式十三级四面砖塔，高约二十公尺，每级四面各嵌佛像三座。塔底护以石，底层正面龛内塑释迦牟尼座像。对联为“寺镇牟尼青色宝，山飞舍利紫霞光”，为现代高僧太虚大师撰书。每级翘悬铜质风四个，全塔供铜、石、玉等质料雕铸造的佛像一百四十尊，舍利子十三粒。塔刹冠以金铜宝顶，映日夺目，是佛教著名圣迹之一。清初著名高僧、宝光寺中兴第一代老和尚笑宗印密曾赋诗赞曰：“宝塔凌空利似剑，几经鏖战圃周唐。清平天下无能及，留与业作栋梁”。
成都宝光寺七佛殿
宽五间，深四间，单檐歇山式，殿前檐柱下有两个浮雕盘龙石础，是寺内唯一的唐僖宗时的遗物。明代才子状元杨升庵曾以此础题诗曰：“唐帝行宫有露台，础莲几度换春苔，军容再向业狩，王气遥从骆谷来。万里山川神骏老，五更风雨杜鹃哀，始知蜀道蒙驾幸，不及胡僧渡海来”。殿内三龛高五十公分的须弥座上，供世间庆大威德自在光明如来、多宝如来、宝胜如来、妙色身如来、广博身如来、离怖畏如来、阿弥陀如来等七佛立像，分别高4.4米和3.1米，神态壮严，造型宏伟，有较高艺术价值。佛龛前供1.36米汉白玉卧佛，系1991年缅甸佛教徒捐赠。此殿为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真印和尚募建。
成都宝光寺大雄宝殿
高五丈，广五楹，面积七百平方米，清笑宗印密初建，乾隆年间恢章和尚改建，道光年间妙胜和尚重建。全殿用四十二根石柱支撑，雄伟壮严。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
成都宝光寺藏经楼
全寺最大的一座殿堂，高17米、宽40米、深18米，全是石柱支撑，为该寺杰出建筑之一，清道光年间妙胜和尚修建。上为藏经楼，贮有敦煌藏经四十三册，房山石经二十二册，北藏经和频伽藏经各一部，共七百二十八函，七千二百八十卷。殿中供千手观世音菩萨像。四壁有诸天画像，画工精细，充分体现了清代艺术风格。藏经楼楼下为说法堂，乃历代方丈说法处。
成都宝光寺念佛堂
位于寺院东侧自南向北的极乐堂后面，堂高10米，宽九楹，清同治年间真印和尚建。堂中有石舍利塔一座，高约5.5米，直径2米，由三块巨石镂空雕成，呈六方宫殿式。塔内精细地雕刻有以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为中心的各式各样人物、花卉和飞禽走兽，六根石上盘以飞龙，造形生动。整个石塔玲珑剔透，是寺内艺术价值较高的雕刻之一，相传为清代三个名工历时三年刻成。历代住持皆以此作净土宗道场、宝光寺最有价值的之处是罗汉堂。罗汉堂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内塑佛、菩萨、祖师59尊，罗汉518尊，每尊高约2米，其中还有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的形象。他们分别被塑成第295阇夜多尊者和第360直德福尊者。因康熙出天花脸上留下麻子，塑像的脸上也记得下了5个“梅花”状麻点，真可谓“写实”。这些罗汉塑像或喜或愁，或怒或嗔，或坐或立，神情不一，姿态各异，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它是中国现存四大罗汉堂(另三处在北京碧器寺、苏州西园寺、武汉归元寺)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泥塑罗汉堂。
罗汉堂为抬梁式木石构架的正方形建筑，九进九楹，占地一千六百平方米。因内有四个天井，故其平面呈“田”字形。罗汉堂中央，屋面作穹窿状升起，宽阔的空间矗立着一尊高约六米，有二十八个头、五十六只手、一百九十六只眼的观音塑像。其他塑像围绕“田”字，内外四层，中以“十”字相连，使得通道回环曲折，更觉堂内气象宏深、变化莫测。因罗汉堂建筑结构奇特，塑像纵横交错，道路四通八达，宛若一座迷宫。前来数罗汉的人往往又为千奇百怪的塑像所吸引，边数边看，数来数去，结果总不一样。所以有种说法：宝光寺的罗汉数不清。其实，塑像的安排很有规律：它以进门的孔雀明王、中央的观音菩萨，里壁的三身佛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前后呼应，内外协调，每层每排均有定数罗汉，共计为五百七十七尊。宝光寺罗汉堂的五百罗汉从何处而来?相传唐代眉州青神县出了一位高僧罗讵那，俗名罗尧运，他说法的道场在青神中岩。后来他带了五百弟子从四川到浙江天台山。据说，这五百弟子就是五百罗汉显化人间的。因此，宝光寺罗汉堂的对联说：“此处即是天台，像显阿罗五百。 清道光末年，宝光寺妙胜禅师共聘请了三批塑师：属于北派的陕西帮、属于南派的川西帮和川东帮。陕西帮塑的罗汉头部肥大，肌肉丰满，造型奇特，别有情趣。川西帮和川东帮风格相近，塑的罗汉头部适中，表情自然，造型不同于一般的菩萨像，而更多地体现了雕塑艺术的高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性格。川西帮领头的姓周，他技艺高超，憨厚朴实，将毕生精力都放在塑菩萨和教徒弟上，到了中年尚无子息。可以说，罗汉堂内技艺精湛的罗汉塑像，是中国南、北两种流派的民间塑师汇聚一堂、分工合作、各显神通的产物，可谓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
成都宝光寺文物众多，著名的有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1540)的舍利铜鼎千佛碑陶塔;唐开元二十九年(741)的施衣功德碑;唐僖宗行宫的遗础，元代金银粉书《华严经》;明永乐年间的“尊胜陀罗尼“石幢;清代《大藏经》、玉佛和石刻舍利塔;以及龙虎瓶、均窑瓶、鹦鹉图、五马图和徐悲鸿《奔马》图等珍贵文物。各殿堂挂金匾176块，嵌碑刻24通，石柱刻楹联76副，陈列古代工艺品和名人字画400余件，烘托了宝光寺的历史文化氛围。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冯玉祥来寺以及附近紫霞山游览。写有两首著名的“丘八诗”。其中咏紫霞山大楠树云：“高者六七丈，叶茂根本固;树头最特别，各不相连属;此株与彼株，分得清清楚”;《宝光寺》诗开头：“宝光寺，在新都，庙子大，柱子粗”，为宝光寺人文景观增添一番别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