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5-09
电影《红色恋人》导演叶大鹰访谈(2006年12月07日 新浪娱乐)
从东京飞往北京的航班终于落地了，很快，叶大鹰就笑咪咪地出现在出关口，他面前的行李车里，装的是在上海拍摄、北京剪辑、澳大利亚制作声音、日本处理画面后最终完成的《红色恋人》电影拷贝，看着略显疲惫的他，采访就在机场回家的路上开始了：(“记”为记者，“叶”为叶大鹰)
记：《红色恋人》从开拍开始就很受关注，大投资精制作，请张国荣来演共产党员，用英文对白这些特点，都给人一种期待，期待这部片子能给观众一个惊喜。现在片子终于全部制作完成，首先请您谈一下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
叶：《红色恋人》的故事是来自我们在《红樱桃》时的采访，当时接触了很多革命先烈的亲属子女，听到了很多关于前辈们涉及到感情生活、私生活方面的故事，非常动人，我当时听完这些回忆以后就非常冲动，有个念头就是哪怕放下《红樱桃》先拍这个题材，这实在是个精彩的故事。当然，《红樱桃》和投资方都签了合同了，必须做，这个愿望就一直留在心里。所以再拍片子时很自然就考虑到这个题材。
记：《红色恋人》切入的角度比较新颖，主要展现的是历史大背景下革命者的感情世界，您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叶：这里就涉及到建国以来很少去触及的领域，就是前辈们的私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情感是怎么处理的，他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很多片子在表现共产党人的时候就是英雄事迹，很少涉及到精神状况，好象只知道他们应该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敢牺牲奉献，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他们对物质的渴望是另外一种的，他们对精神的追求应该是更大的，对于信仰的执著应该是最强烈的，在那种背景下的人物可能就比生活在这么完美的物质社会当中的人更有机会有一种动人的东西，这里能存在一个非常好的电影，因此我们想通过一个非常奇特的爱情故事来表现共产党人。《红色恋人》描写的是一对革命恋人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下的奇特的爱情经历，其中对于信仰、对于情感、对于忠诚、对于背叛到底怎么认识怎么看，我们的创作人员都带着很深厚的情感去体会，我觉得用这个时代的感情去体会那时候的人物，会特别有魅力，特别精彩。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戏剧的把握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去真正激动人，能不能有一种对于人格的表现，我觉得这对于今天的电影人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我们对于历史的事件、对于历史的人物都有特定的认识，但我们对于情感问题进入到个人化的表现，我觉得在过去的作品中很少有能够激动人心的。而我们在创作这部片子的时候就非常的投入，迷恋人物在信仰与情感之间的冲击性，特别是那些当事人的回述，奠定了一个情感的基础，使我们有一种创作的冲动。我觉得在创作中来不得半点虚假、做作或是唯利是图的东西，你有多少真诚，观众就一定会回报你，我特别喜欢和观众能交流起来的电影。
记：您为什么要请张国荣来演共产党员“靳”这样一个角色，香港演员能理解当时的革命者吗？
叶：谈到演员，《红樱桃》没有用什么明星，郭柯宇、徐啸力他们当时都是第一次拍电影。到《红色恋人》我开始考虑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我心里一直都感到他不再是游击队的队长，不再是武工队的队长，而是具有深厚修养的人，有过很多经历的人。他应该有一种新的形象，他的坚定和顽强是在于他的内涵之中，是确确实实有一种精神生活的男人，而不是五大三粗，张口骂娘的那种人。
和张国荣也是一种缘分，开始我也没敢想，当我在香港碰到这样一个机会有可能与张国荣合作的时候，我仔细看了他所有的影片，感觉可能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表现，将会不同于我们过去所塑造的那些游击队长、英雄们。张国荣身上有种非常独特的气质，他的气质跟人物所需要的气质非常吻合，所以我选择了他。当然张国荣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员，极为专业，而且很有造诣，他对创作的态度也极为认真。还有就是片子里有很大一部分要讲英语，他的英语讲的非常好，很符合“靳”留过学这一经历。
谈到张国荣对过去共产党人的理解，我觉得他在片中表现的恰到好处，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准确的把握，他说虽然对过去的中国革命了解的不多，但在他面前就摆着周恩来、邓小平这样的榜样，从他们身上就能看到当时革命者的形象。[/B][/COLOR]
记：那么，您对片中的其他演员怎么评价？
叶：片子唯一的女主角就是梅婷，我一直想什么样的女子能够承受住当年这样极为残酷的、以命相许的爱情呢？这样的女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我选了很多的包括国内很知名的一些演员，觉得还是选一个新人为好。对于梅婷，我们在《血色童心》里已经合作过，当然她很年轻，没有拍过电影，但她是个很有潜力、很有发展前途的演员，她身上具备那个时代的气质。
叛徒皓明这个人物我们选了陶泽如，因为我特别喜欢他在《一个和八个》、《晚钟》等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他有一种极端的气质，恰恰能够表现皓明这样一个不惜以女儿为诱饵来镇压革命的叛徒形象，他的戏剧表现力是非常出色的。
佩恩这个角色我们特意去好莱坞挑选演员，最后选定了年轻演员泰德，他是好莱坞正渐渐走红的一个演员。他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敬业，拍戏时往往我们都认为可以了，他还认为可以有另一种表演方式，要求再拍一条。
记：请您再详细谈谈《红色恋人》是如何诞生的？
叶：《红樱桃》完成之后，我又开始着手收集《红色恋人》的史料，再进行第二轮的采访。一开始我们请来《红樱桃》的编剧来执笔，这个阶段大概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三、四稿，之后是中间阶段比较技术化的创作。现在国内的剧本创作特别艰苦，多数人都是从事文学创作，然后开始改编写剧本，作为专业的电影编剧特别缺乏，那么怎样把文学的东西变成电影化，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难度特别大，涉及到视觉、听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多数都是忙于这个问题。后来请了好莱坞的编剧，因为主要人物是从美国医生的回忆这个角度来结构，让我们惊讶的是我开始觉得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会很大，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是不管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不管这个主义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变成一种人格的东西，一种个人的东西后就非常容易理解，追逐理想追逐信仰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是值得崇尚的。
片子创作时我们组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班子，摄影张黎从开始做《红樱桃》到《红色恋人》都是我们一起从文学阶段开始创作，我们这个班子整体素质都相当可以，象导演组有从俄罗斯回来的博士、美国的硕士、加拿大的留学生等，都是有很多实践经验的电影制作人员，这是保证我们整体质量的基础。
后期制作时声音、画面方面的处理我们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电影中有些画面里的现代建筑要被抹去，换上当时的建筑，技术含量比较高，所以后期我们是去澳大利亚和日本做的声音和画面。
记：应该说一部影片里细节的处理是影片成功与否的一大因素，这部影片中几处细节的处理给人印象深刻，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去这样表现的呢？
叶：这部片子的所有细节我都能找到真实的根据，就说念“太阳出来了……”这一段，我最直接的灵感就来自周总理，他自己癌症最严重的时候他就让秘书给他念毛主席诗词。就义的那场戏里，靳到刑场上，用手轻轻摇了摇给他准备的凳子，然后稳稳地座下，感觉就好象回家一样，这个细节就参考了瞿秋白就义时的感觉，瞿秋白当时就义时说：“这个地方很好。”划了一块地，盘腿一坐，我们就考虑怎么在这个地方通过一个细节来表现靳，而不是通常喊“共产党万岁”那样，太常规了，所有人看了都不会惊奇，还是为了今天的观众，怎么要打动他们。靳中枪倒地时身上的铁链子飞起来，那铁链子是我们找替身拍了一天，各个角度的拍，要把铁链子飞成一种鹰的形状，为了拍这个把替身都砸坏了，吆呼了一个多月。
记：这部影片80%以上都是英语对白，那您是否考虑到中国观众的接受能力呢？
叶：《红樱桃》里的外语比这还要多呢，不也很受欢迎？普通话版我们也做了，但艺术质量和技术质量全都下降了，它不是个译制的问题，而是整个真实性被破坏了，这个题材就要求要讲英文，所以我们还是保留了外语。当然考虑到广大观众的欣赏习惯，所以我们两个版都做，另外也考虑到英语版本在国际市场上回收的可能性。由于影片投资的巨大，我们希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能争取。
记：片中一个高潮的段落就是秋秋被捕，靳决定牺牲自己而把秋秋交换出来，但秋秋有枪杀国民党要员的重罪，应该不可能被放出来，片中这样表现是否违背了历史真实？
叶：从真实性来讲，我是调查了1936年上海所有的历史，当时在押的政治犯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民党的监狱，一部分是租界监狱，所谓的交换是克拉克代表的租界监狱把靳交换给国民党监狱，换来秋秋，从而保全了秋秋的生命。在37年以后，租界撤离，那么租界监狱才转给国民党监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历史当中真实的一面。
记：影片的结束非常有特点，最后一个镜头是从佩恩和明珠的身上拉起，让观众看到拍摄现场，您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把观众从故事中拉出来的手法？
叶：我们拍《红樱桃》就太严肃，观众看完后心情很抑郁，而这部片子我不希望悲剧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观众的心情缓不过来，我希望有一个更接近今天这个感觉的东西，这是其一。第二，我们拍一个这么真诚面对历史、面对我们过去的先辈们的这样一个故事，是想今天的人能有所借鉴，影片的最后我们把镜头摇在了上海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东方明珠电视塔，这两个建筑物放在一起就会产生深刻的寓意。
记：看您的作品，无论是《红樱桃》还是《红色恋人》，都是较艺术性的，但同时里面似乎也加入了商业包装，您是如何看待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的？
叶：作品当然需要包装，这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也是对于投资人的保证。比如张国荣的加盟表面上看是商业的考虑，但在实践中更多的出于对创作质量的保证，商业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就被忘却了，当然影片上映的时候，这个因素可能会再度显现出来。我认为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来说，艺术片不考虑商业性，商业片不考虑艺术性，就太绝对了。商业和艺术的矛盾，不光是中国电影，也是世界电影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记：从您拍的这两部片子来看，您是否有拍“红色三部曲”的想法？再请您比较一下《红樱桃》和《红色恋人》。
叶：其实我没有准备想拍什么三部曲，因为片名定了《红色恋人》，所以很多人就问是不是有这个打算，这个提议很有意思，假如有机会就攒一个三部曲，前提是要好看，要自己满意，要有创新的东西。
《红樱桃》和《红色恋人》都是用“红”字作题，但感觉《红樱桃》的“红”和《红色恋人》的“红”不一样，《红樱桃》的“红”有一种美──鲜血、战争、屠杀，《红色恋人》的“红”更多的指的是信仰本身；《红樱桃》讲的是战争和人的关系，在《红色恋人》里更多的是表现人的精神、人的品质。所以“红色”应该可以作为对于信仰、对于革命、对于我们几十年共产党领导的这段历史的简单的象征；“恋人”当然指的是情感，而不仅仅是指情侣。《红樱桃》如果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的话，《红色恋人》就是浪漫气质的悲剧，这是比《红樱桃》更好的、制作更完善的一部片子。特别是有《红樱桃》创作的经验，我们也从容了很多，懂了很多，《红樱桃》拍的时候有时候凭着某种直觉，这次拍片子的时候就加进很多表现的手段，这方面比那时候感觉就好的多。
记：那么，您的下一步工作是什么呢？
叶：片子虽然拍完了，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做宣传，另外，《红色恋人》的国际发行方面我也会涉及，我要对投资方负责。关于下一部的题材，还在抓，没有真正落实下来，另外我可能当一次制片人，投资拍一部电影，因为有个年轻导演有很不错的构思，所以想尝试一次。
采访结束了，叶大鹰显得轻松了许多，看着眼前这位革命将领的后嗣，我想，是不是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有革命先辈的血，才能将他们的感情世界用胶片如此美的表现出来，才能使影片如此的震憾心灵。《红色恋人》就要公映了，相信这部电影一定会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掀起一场“红色风暴”！
钱重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