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费孝通已经80岁了。但是这一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给Tanner讲座做一个关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报告，也就是后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蓝本却成为了他学术生涯晚年的又一个高峰。在这篇论文（以及后续其他研究者的论述中），他提到：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如今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务实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为“民族”，但是层次不同。
中华民族座位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 他的论述不是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相反，他认为： 中华民族的发端是在距今3000年之前黄河中游出现的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不断壮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这个核心。它在拥有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的民族称为汉族，然后开始逐渐渗透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基础。 并且用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民族的发端是各个不同的民族集团同时出现在华夏土地之上然后经历不同的发展的过程。在这个不断分离、融合，小的民族集团不断消亡，大的集团的形成，并且逐渐在不同的民族中出现对于“中华民族”这个置于所有小民族之上的概念的认同，就是自在的民族实体的演变。我觉得这个历史的脉络对于反思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补充，那就是中国的情形和西方的未必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互动。长城的分界线也是农耕和游牧的界线。历史上不仅仅有北方的匈奴不断侵扰南方的汉人。同时南方的汉族也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北方的领域，有的转换自己的身份成为少数民族，有的则不断开垦疆域把农耕的版图拓展开来。至于统治中国的各个外族政权最后无一不被汉化的命运，费孝通也认为这是农耕文明对于游牧文明的驯化。因为一旦扎根下来，不断扩张的人口压力以及更高的生产效率让所有成功的政权都选择了农耕，并且连带接受了这个文化。 而这个问题的现实转变则在于，在从游牧向农业化的转变成功之后，在面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今天，新一轮的民族融合和共存的问题，能够从历史中找到什么借鉴呢？恐怕还没很多人考虑过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