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蒋峰的中篇小说《翻案》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主人公从上海前往盐城大丰办事。事情办完后，欲搭长途大巴返回上海。在长途车站，他询问调度亭内的一位老人去上海的车几点走。但老人却说“这里就是上海”，并以自己的上海身份证来加以证明。大丰距离上海数百公里，怎么会是上海呢？实际上，这位老人并没有说错。大丰虽然地处苏北，但其境内的上海、川东、海丰三个农场却隶属于上海管辖，也就是所谓的“飞地”。三个农场合计307平方公里，占据了大丰约十分之一的面积，也是上海最大的一块“飞地”，被人们俗称为“北上海”。这块“飞地”已经“飞”了70多年，见证了苏沪两地一段不平凡的情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的地域面积仅600多平方公里，人口却达500多万，发展空间极其有限。当时，上海的各个监狱和看守所的关押场地非常拥挤，民政部门还收容了数千名无业流浪人员。1950年2月6日，已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上海进行轰炸，造成全市工厂大停产，并新增灾民约5万人。为了确保市面稳定，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无业流浪人员、在押犯人等进行紧急疏散。但上海实在缺乏可永久安置他们的场所，必须寻找一块面积广阔的疏散地。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便想到了盐城，这是他曾带领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他知道盐城一些地区一面是海，另一面是面积广阔、人烟稀少的滩涂和盐碱地。需要疏散的群体在那里可以得到安置，并发展生产，解决上海的“米袋子”和“菜篮子”问题。而大丰成为了最终的选择。1915年，民族实业家张謇便在大丰创立盐垦公司。经过多年开垦，小部分土地已可种植棉花，有一定的生产基础。同时，还有约20万亩的荒地可供开垦。
于是，在经陈毅报请中央同意后，相关地区便划归上海管辖。上海也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干部队伍，前往黄海之滨的这块土地。1950年3月12日，大丰垦区筹备人员先来到兴化，建立了临时领导机构。在同一个月，上海共将7597名无业流浪人员及在押犯人送往苏北。由于垦区刚开始筹建，房屋等基本设施尚未完全落实，这批人便暂时被安置在兴化。5月，上述人员进驻大丰垦区。6月，上海市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简称“垦管局”）成立，三大农场中的上海农场也在同年率先成立。这标志着“北上海”的正式诞生。
在诞生之初的近20年中，“北上海”并不为上海人和大丰当地人所熟知，这主要由于其主要人员为无业流浪者和在押犯人。在 社会 管理中，此类人员往往是需要重点控制的对象。因此，“北上海”最初是作为收容改造场所而存在，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与外部 社会 绝少发生联系。到1956年初，上海农场的在押犯人已达约1.1万人。1957年12月，还成立了劳动教养队，接受劳教任务。
上述情况一直维持到1968年。这一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 。此后的3年中，所有的城市毕业生都要到农村去。于是，许多上海的知识青年将目光投向了大丰的上海农场。农场是国家单位，有正式的工资收入，上海农场又是距离上海最近的外地国有农场。而且，由于归属上海管辖，这里的许多人还可保留上海户口。因此，上海农场便成了许多知青理想的上山下乡去处。
1968年，第一批上海知青来到上海农场。到1969年，上海农场已接收了约7000名上海知青。但这时的上海农场还是刑满人员的就业场所，不适宜长期安置知青。到1973年时，已有约8.4万名知青来到大丰。于是，便在这一年组建了专门安置知青的海丰农场。而知青的到来打破了农场与外界的隔绝状态，令大丰与上海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大丰当地人也与上海知青之间有了许多交往，彼此之间也都会讲大丰话、盐城话和上海话。这块上海的“飞地”不再是那么神秘莫测，而是向世人揭开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大丰当地人直接从这里感受到“大上海”的都市脉动。这里逐渐成了真正的“北上海”。
与此同时，这块“飞地”的职能也开始转变。上海农场逐渐不再收押犯人，并在1981年完全转为劳动教养机关。1983年1月1日，上海农场川东分场单独组建为川东农场。1995年，上海农场与川东农场划归上海市劳教局管辖，对内称上海第一、第二劳教所。2009年，分别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上海农场与川东农场，划归上海光明食品集团管理。2014年，上海、川东、海丰农场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农场，隶属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与此同时，这块上海最大的“飞地”也在生产、生活、风俗、思想等方面与大丰当地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上海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不知不觉地进入大丰人的世界，而大丰这个地方也在许多上海人的脑海中留下了印象。大丰与上海彼此间日益密不可分，也为江苏与上海的互相合作提供了动力。
1977年9月20日海丰农场四分场(下明分场)小分队演出，乐队留影。（图源：上海农场知青网）
如今，大丰与上海的这段缘分还在延续，并成为苏沪之间合作的纽带。这种合作首先体现在上海人的餐桌上。如上文所述， 当年开拓大丰垦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解决上海的“米袋子”和“菜篮子”问题 ，并一直成为这里的基本职责。据统计，上海市场上约15%的鲜奶、12%的优质大米、8%的生猪和3%的淡水产品来自于大丰。这里还诞生了诸如海丰大米、爱森猪肉、三添小磨麻油等许多令上海人耳熟能详的品牌。不少上海人因此来到大丰 旅游 观光。仅在2018年，大丰便接待了约226万人次的上海游客。而随着这块“飞地”在大丰的长期发展，许多当年前来扎根的上海人已与当地人通婚，安家落户，使大约70%的大丰人在上海有了亲戚或朋友，这使大丰与上海两地的民众更增添了一份亲近感。
这份亲近感使两地的友情日渐深厚，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随着苏通长江公路大桥在2008年的通车，上海与大丰的高速公路也随之接通，以往至少要花费1天1夜的路程被缩短为数小时。交通便利之后，有更多当年的知青从上海重返大丰“探亲”，追寻青春记忆。2008年11月，以光明集团为主要投资方的上海知青纪念馆在大丰开馆，进一步推动了知青“探亲”潮的升温。在这些知青中，不乏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他们在重温昔日峥嵘岁月的同时也为大丰带来了投资，成为推动大丰对接上海，深化苏沪合作的积极因素。
在 情感 因素之外，也有现实的推动力。根据2019年的数据，上海和江苏的人均GDP已分别达15和12万余元，而大丰的人均GDP尚不足10万元。大丰面临着持续加快发展，追上全省平均水平，积极融入长三角的迫切需求。而一系列的政策利好也随之出台。一方面，江苏实施“沿海开发战略”，大丰也被定位为盐城的临海新城区。另一方面，上海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需要对传统产业实施一定程度的转移。这使得大丰与上海的关系不再仅仅局限于“农场”“知青”等关键词， “产业转移”“联合发展” 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承载着两地情谊的“飞地”也正谋求实现华丽转身，成为大丰经济 社会 发展的重要支点。
而苏沪之间更深层次的合作也早已随之展开。2014年，江苏省与上海市决定共同发展沪苏产业联动集聚区，在巩固“飞地”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大丰与上海的产业合作。集聚区位于上海农场境内，于2015年11月正式设立，主要发展包括海洋工程装备、港口运输、工程机械装备、电子元器件制造、智能机器人、有机食品、休闲食品、功能饮料、新能源 汽车 等产业。集聚区是在上海所属区域上新建的园区，属于已有“飞地”模式的升级，并实行 “省市完全授权、园区封闭运作” 的管理模式。经过数年的发展，集聚区已形成了 “上海溢出、大丰承接；上海需要、大丰配套；上海成果、大丰转化” 的局面，并带动了大丰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如仅在2018年，大丰本土的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能源 汽车 及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及智能终端等新兴产业便实现开票销售174.2亿元、同比增长14.4%。
而在集聚区的带动下，大丰及盐城进一步对接与融入上海。截止2017年，已有450余家上海企业在盐城投资，总金额约1700亿元。大丰连续数年参加上海国际 旅游 节花车巡游，上海临港、上海纺控、上海电气、上海建工、绿地集团等一批龙头企业汇聚盐城，推动双方产业合作持续深化。盐城与上海共建园区达12家，占上海对外共建园区的约三分之一。
随着投资基础环境的持续改善，尤其是2020年12月盐通高铁的开通，大丰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前往上海的时间也缩短至2小时左右。昔日偏僻的“北上海”正成为崛起中的产业新高地，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和苏沪合作注入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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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亚欣 ，1985年生，江苏扬州人， 历史 学博士，扬州大学 社会 发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档案史、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学生思潮及特性等方向研究，于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审核、发布： 张星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