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创作背景
词曲创作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4年秋，田汉为该片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词写完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1935年2月，导演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并承诺到日本以后，尽快寄回歌稿。
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歌曲命名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制作发行
1935年5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16日，《电通》画报创刊号刊登歌谱。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时译“夏亚夫”）配器，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同年5月9日，由袁牧之、顾梦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位于上海徐家汇附近的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该曲作为该片主题歌在影片片头、片尾播放。6月1日，歌谱在《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上刊登。
扩展资料
社会影响
1935年，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定期安排播放该曲。
此外，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该曲。并且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义勇军进行曲》被灌录成唱片并翻译成不同语言，歌名则大多翻译为《起来》（CHEE LAI）。
国民党很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该曲定为该师的军歌。张学良于西北练兵时，特别强调了士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重大意义 。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在集会上、在游行中都演唱了该曲。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
同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获释时，和数百名前来迎接的群众一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官兵在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的带领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该曲，并在1941年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其撰写了序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
1944年，马来西亚的一支由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将其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故事片《龙种》，《义勇军进行曲》英文版被选为电影插曲。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表中国的歌曲。
美国将该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台湾光复初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台湾人学国语外另一项重要学习内容。1946年，基隆中学师生举办示威游行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47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台湾当局列为禁歌，直到两岸关系缓和后才解禁。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该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由晋察冀军乐队演奏，总共演奏了十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