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谈写作(二)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6-14
①我写的小说的人和事大都是有一点影子的。有的小说,熟人看了,知道这写的是谁。

当然不会一点不走样,总得有些想象和虚构。没有想象和虚构,不成其为文学。

②想象和虚构的来源,还是生活。一是生活的积累,二是长时期的对生活的思考。

接触生活,具有偶然性。我写作的题材几乎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一个作家发现生活里的某种现象,有所触动,感到其中的某种意义,便会储存在记忆里,可以作为想象的种子。

我很同意一位法国心理学家的话:所谓想象,其实不过是记忆的重现与复合。完全没有见过的东西,是无从凭空想象的。

③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思索,长期的,断断续续的思索。井淘三遍吃好水。生活的意义不是一次淘得清的。我有些作品在记忆里存放三四十年。好几篇作品都是一再重写过的。

思索,不是抽象的思索,而是带着对生活的全部感悟,对生活的一角隅、一片段反复审视,从而发现更深邃,更广阔的意义。思索,始终离不开生活。

④我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人。我没有什么深奥独特的思想。年轻时读书很杂。

大学时读过尼采、叔本华。我比较喜欢叔本华。后来读过一点萨特,赶时髦而已。

我读过一点子部书,有一阵对庄子很迷。但是我感兴趣的是其文章,不是他的思想。

我读书总是这样,随意浏览,对于文章,较易吸收;对于内容,不大理会。

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总会接受一点儒家的影响。

⑤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普通人,平常事。因为我对这些人事熟悉。

我对笔下的人物是充满同情的。我的小说有一些是写市民层的,我从小生活在一条街道上,接触的便是这些小人物。

但是我并不鄙薄他们,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于是我写了淡泊一生的钓鱼的医生,“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岁寒三友。

我写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连这些可笑处也是值得同情的,我对他们的嘲笑不能过于尖刻。

我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因此,我曾自称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称我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

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但是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

⑥文体的形成和一个作家的文化修养是有关系的。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是相通的。作家应该读一点画,懂得书法。

现代作家不一定要能写好毛笔字,但是要能欣赏书法。我虽不善书,“知书莫若我”,经常看看书法,尤其是行草,对于行文的内在气韵,是很有好处的。

⑦我是主张“回到民族传统”的,但是并不拒绝外来的影响。我多少读了一点翻译作品,不能不受影响,包括思维、语言、文体。

⑧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