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确定一件事是正确的，那就要坚持做下去。
1939年12月14日，日第11军司令阿南惟畿命令麾下第3、第6、第40师团越过新墙河，发起对长沙的军事行动，第6、第40师团，分别于20、21日完成了集结并达到指定地点，但是，第3师团却等到25日匆匆赶到，第3师团达到较晚的原因是： 沿途受到了游击队的袭扰，且道路遭到游击队的破坏。
这个长沙会战前的小插曲，或许能够看出游击战的真正意义。而这个意义，在抗日战略进入到相持阶段时，变得尤为重要。
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日本方面突然发现，事情正在变得不可控。
刚刚结束的武汉会战，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是自身也付出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日方原本打算用到整场战争中的预算，一次武汉会战就几乎被用光。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不得不停止继续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一方面是因为国军在1年多的对日作战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让日军的进攻不能那样顺利，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军发现他们的战线拉得过长，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地盘，即使日军能够打下来，也守不住。
在这样的背景下， 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一年，日军一路疯狂突进，占领大量土地， 但是当他们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占领的地方根本无法全部消化。
现在很多人在回顾那段 历史 时，看到日军占领了一个省会城市，就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个省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入日军之手，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武汉会战后，日军自己也发现了，占领太多土地，根本守不住（日本陆海军配合先后占领广州与武汉后，曾一度占领大量土地，但是很多土地随后就被中国军队收复）。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日本只能选择优先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而这二者相比，交通要道的重要性甚至还在大型城市之上，原因也很好理解，日本兵力有限，又得分兵把守多个大城市，要想发动大型军事行动，快速集结大量兵力，必须保证交通要道的畅通，理解了这一点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百团大战要以破坏正太铁路为核心了。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的国军与日军之间的平衡其实已经基本建立了。由于兵力有限，日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大片土地的意义已经减弱了；而由于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的差距，国军也很难发动大规模的反击，双方相持不下，都在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转机。
很少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闲着没事（事实证明，那样做的傻子最后都把自己的国家玩垮了），发动战争的目的一定是为了获益。
对于发动战争的一方来说，什么样的战争是获益的战争呢？鸦片战争是，甲午战争是，八国联军侵华也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些战争的收益都大于损失。
虽然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日本下级军官中有一种疯狂的“下克上”的风气，但是在日本高层可都是明白人，认为应该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一定是他们认为发动战争有利可图。
向日本天皇裕仁保证“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日本陆相山杉元，所说的“解决问题”可不是彻底占领中国，而是用三个月的军事让中国与之讲和，一旦中国讲和，日本就能提出无理要求，攫取大量的利益。
说到底，日本所希望的结果大致是： 通过再来一次甲午战争式的军事行动，再与中国签一次类似《马关条约》的条约，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慢慢蚕食中国，逐渐把中国变成“日本的印度”。（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在“睁眼看世界”之后，就把向同为岛国的大英帝国作为目标，于是，日本希望重复英国对印度的占领过程占领中国，只是日本明显比英国心急的多）。
这也是当时的著名军事理论家，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先生说：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能同他讲和” 的原因，因为一旦开始讲和，日本的目的就达成了。
好了，现在时间进入了1938年底，战争进行一年多了，中国没讲和，日本失算了，重复甲午战争后的情况是不可能了。
于是日本改变了行动原则，既然再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获益不那样大了，那不妨试着先去消化占领区，如果在占领区获得的利益大于战争的损失，那么至少可以证明这场战争是“赚”的。
不知大家是否思考过一句话：抗日战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的侵华政策由军事打击为主，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
在战略防御阶段，面对这样猛烈的攻击，中国都没投降，怎么日本还会寄希望于在军事打击力度减弱的战略相持阶段让中国投降呢？日本方面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其实，这个诱降，诱的可不仅仅是在重庆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还包括整个中国各地的投降派，其中当然包括在沦陷区的投降派。
日本兵力有限，又在1937年和1938年两年时间内占领了大片土地，靠这区区几十万日军完成对于占领区一亿多中国人民的统治自然是不现实的，于是，日本需要代理人（英国统治印度也大致是这个办法），在东北，溥仪与伪满洲国政府就是个不错的代理人，因为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府的存在，尽管抗联不断抵抗，但是日本在东北攫取的利益明显大于其维持对东北统治的消耗，现在，日本方面要把这个模式扩大到其占领的全部的中国领土上。
只要建立有效统治，让沦陷区的 社会 在日方主导的模式中运转下去，对于日方来说，攫取到大于战争损失和维持殖民统治所需要的利益就不难。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权力讨厌真空 ，日方希望沦陷的权力结构是： 日本主导，占据权力核心，其拉拢的投降派则占据次要权力，不留任何权力真空。
日本方面于1940扶持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试图填补上沦陷区的所有权力真空，但说句实在话，他们的行动稍晚了一些。
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各式各样的游击队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行动。这里需要说一句，不止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重视游击战，国民政府也对游击战有浓厚的兴趣，“桂系三杰”李忠仁、白崇禧与黄绍竑都认为游击战的意义十分巨大。黄绍竑还在浙江地区开展游击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但是国民党领导的游击战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应该说是小规模的阵地战与运动战，要至少同时占据几个县城才能开展，而不像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那般无孔不入。
用今天的话说，国民党的游击战“下沉”程度远不及共产党。
明白了这些就大致可以理解游击战能够进行的条件： 日方军力国力不足，不能够对所有占领区实施有效统治，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留下来大量的“权力真空”。
这些真空规模不同，大一些的，国民党共产党都可以占据，而小一些的只有共产党能够占据（其实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占领较小的权力真空，那就是土匪，这就是建国后开启大规模剿匪战争的原因）。
而游击战的意义，大体上说就是一句话： 让日方不能对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以外的地区实施有效统治，让这些地区不但不会成为日军的“后方”，反而变成了时时有可能迎来战事的“前方”。
游击战之所以能够取得好的效果，是因为其特点完全符合当时的局势特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是当时 历史 条件下，一个极其明智的选择。
游击战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可以让日本侵略者的有效占领区变得不连续，敌后游击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是直接在日军的据点与据点之间发展根据地，将日军据点切割；第二，则是破坏日军的交通要道，让日军不能通过交通线快速集结，大幅降低其组织效率。
毛主席在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的战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其形式都是围剿与反围剿 ，因为在革命战争早期，国军是强大的一方，而红军是弱小的一方，所以围剿的一方是国民党军队，反围剿的一方是红军。
国共十年内战中，红军一直在进行的战斗基本都是反围剿，反围剿可以进行阵地战，但更需要进行运动战（其实红军的阵地战中就包含很多运动战成分），长征之后，红军的运动战经验更是变得十分丰富。
某种意义上讲，游击战就是小规模的运动战。
而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在全党成为共识后，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军队在广大农村开展工作的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而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变成了日军，但形势仍与之前相似，仍是占据优势力量的敌人只能占领大城市，且日本侵略者统治的合法性远不及国民党，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日军权力不能直接到达的广大农村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可以运用其运动战经验与在农村开展工作的经验以游击战的方式组织抗日。
总之，相较于国民党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游击战这方面有天生的优势，用今天的话说，中国共产党有着游击战的基因。
战略相持阶段形成后，无孔不入的游击队让日军头痛不已，这些游击队不断的袭扰，小范围杀伤日军倒还在其次，真正让日军头痛的主要还是不能有效的消化占领区，不能有效的消化占领区，战争就越打越赔本。
当然了，日军不会放任各个游击队在自己的占领区来去自由，其不断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根据地（也有少数是国军建立的）进行“扫荡”。
从1941年开始, 日军先后推行了五次 “治安强化运动”, 进行1000人以上的 “扫荡” 69次, 进行万人以上的大 “扫荡” 9次。
但“扫荡”的结果并不怎么样，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不但没减小，反而壮大了，因为“扫荡”的作战方式本就不太可能消灭运动性极强的游击队。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军的“扫荡”，其实与之前国军的“围剿”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在对付这类作战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可谓经验丰富。
日军对付敌后战场游击队的“扫荡”与对付正面战场国军时的，其思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就是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希望通过一次或几次决战彻底解决问题。
无论对付正面战场上的国军还是敌后战争上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日军都想快速结束战争，因为这样对于他们最有利，而中国军队要做的，则是长期抗战。
当正面战场的国军认识到对付日军的最好办法是层层退守，伺机反攻时，日军想以几次决战彻底打垮国军的愿望就已经注定无法实现了。
而对付比国军更擅长机动作战，游击作战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日军希望通过几次决战解决问题的企图则显得更为滑稽。
1941年11月,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到临沂坐镇指挥, 先后调集5万余日伪军, 向鲁中根据地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 “ 铁壁合围” 大 “ 扫荡”。罗荣桓采取 “翻边战术”, 亲自率特务营为先头部队, 连夜从日军包围圈的缝隙中迂回穿插, 不费一枪一弹, 顺利跳出了合围圈。
日军希望决战，但擅长游击战的敌后武装要做的恰恰是避免与日军正面决战，而是以灵活的移动不断和日军周旋，这种打法让日军很难受。
而由于日本方面的权力很难真正下放到广大农村地区，只要日军的“扫荡”一停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很快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这一点与日军的军力强弱无关，即使当时在中国的是武器装备更强大的美军，面对遍地的游击队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当然，游击战的特点决定只要中国人坚持抗战，日军就无法彻底消灭这些敌后武装，但可不代表这个过程中不会有牺牲。
1939年7月，120师独立第二旅旅长魏大光在前往大清河一带收编地方武装，准备在当地开展游击战的途中，与日军遭遇，激烈交火后壮烈牺牲。
1942年2月，129师新10旅长范子侠在沙河展开反"扫荡"激战时中弹牺牲。
1942年5月，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组织部队跳出日军包围圈的过程中，与日军遭遇，在交火中不幸壮烈牺牲……
正确的事物需要时间的检验，现在我们回头复盘，可以风轻云淡的说，坚持长期作战、持久作战、游击作战的中国军民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正确的东西也需要时间来检验，在当时的环境下，面对明显比自己强大的日军，一个个坚持抗日的个体并不能预知自己是否能够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他们只是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正是他们的坚持才让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根本上的消长变化，让胜利的天平偏向了中国的这一方。
今天对中国军民在敌后战场上开展游击战的经历进行复盘，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三个道理：
第一，做一件事，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方式。
第二，面对明显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时，不要硬拼，但也不要认输。
第三，只要认定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做下去，不管这个过程有多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