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1968年4月27日同时因“英国间谍”案被捕入狱。后又被无罪释放。
这起因于一个原英国大使馆的中国雇员、司机熊某，因为解放前曾为英国使馆服务而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关押，在受尽折磨之后他承认自己是“英国间谍”，他说“如果我是反革命，杨宪益也是反革命。杨宪益整天都跟伊文思在一起”。凭他这一句话，杨宪益成了“嫌疑犯”，被“内控”多年，进而在文革逮捕高潮中正式被捕。
当1994年笔者采访杨宪益和戴乃迭时，戴乃迭已经患病，很少说话了。关于她的狱中生活，笔者还是从她的姐姐希尔达（Hilda Brown）女士那里了解到点滴情况。以下是2002年10月20日希尔达的讲述（希尔达说的是英语，笔者只记录大意）：
格莱迪丝（戴乃迭的本名）在1974年第二次回国的时候告诉我，她刚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住的很差，伙食也很差，窗子是破的，冷风灌进来，又冷又饿，过了几个月，伙食才开始好转。她不太愿意说起监狱的事，因为监狱那一段是不愉快的回忆——监狱太差了。
由于她没有做任何错事，所以当提审员问她的时候，她神色自若。与审判员的“大敌当前”有天渊之别。提审员问她：你没有什么说的吗？格莱迪丝这个“特务”却答非所问的说“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样了？”提审员说“他们有人照顾”。这个回答虽然是谎言，但是非常重要。正是这一句话，着实安慰了格莱迪丝，使她得以安心渡过四年的铁窗生涯。（当乃迭出狱后听说她和杨宪益的被捕株连了所有亲戚，两个女儿流落农村无人照顾时，她顿时哭了。她说如果她在监狱里知道此事，她真活不了了。——笔者）
希尔达还讲了戴乃迭在狱中与看守斗争，争取较人道的监禁条件的事：
当时（六十年代末）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很红火。提审员对格莱迪丝说你看美国对待黑人多不好，可我们对你很好。格莱迪丝立刻反驳他说“可是黑人在监狱里还能每天出去放风，我却不能出去”。经过她的争取，格莱迪丝才开始能够出去放风了。
她在监狱里靠背诵中英文诗歌打发日子。爱清洁的她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的干干净净，以此来活动筋骨，消磨时光。
监狱里不能看任何书籍，只能读马恩列毛的书。格莱蒂丝就通读了一遍《资本论》，还写了很多读书笔记。（可惜的是，这些笔记都没有留下来）
据当时同在半步桥看守所坐牢的郁风回忆，每次看守送饭给各监室的女犯人时，她总听到隔壁牢房里传来“谢谢”的声音。后来她证实，这正是戴乃迭。戴乃迭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保持着一种自尊，维持着做人的基本礼节，使郁风感慨颇深。
整整四年的单独监禁，使戴乃迭出狱后得了自言自语的后遗症。丈夫和女儿都发现，她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这种现象过了一两年才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