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8年，阿尔玛第一次见到古斯塔夫·马勒，她未来的丈夫，第一任丈夫。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马勒，作为维也纳国家剧院的总指挥，声名显赫。尽管崇拜者众多，或许因为不幸的童年生活带来的阴影，他一直没有结婚。马勒的父亲是一个有些粗暴的小商人，开了一家酒馆。而母亲身体虚弱，另外经常遭到性情粗暴的父亲的辱骂。此外，在马勒幼年时，他的七个弟弟妹妹相继夭折，持续葬礼导致了他的敏感和严重缺乏安全感，也时常在作曲中表叙出悲痛感伤的情绪，死亡、送魂的乐念反复出现。
马勒和阿尔玛那次晚宴上的会面并不愉快。阿尔玛措辞激烈地指出了马勒作品的缺点，然后扬长而去。马勒诧异地望着这个冒失的小姑娘的背影，极力地平息着因喜悦而激烈的心跳，宿命般地被她身上的某种特质所深深吸引。
第二天，马勒给阿尔玛全家送去了剧院的票。马勒疯狂地爱上了这个比自己小一十九岁的女子，短短几个月，他为阿尔玛写了近百封情书，并将《五首吕克特诗歌》中的《我呼吸菩提树的馥郁芳香》(Ich atmet' einen linden Duft)献给阿尔玛。（吕克特是十九世纪的德国诗人。）
“我呼吸着馥郁的芳香，在房间里有一枝菩提，一件礼物，来自亲密的手掌，多么可爱，那菩提的芳香，多么可爱，那馥郁的芳香，那菩提的嫩枝，你轻轻折下来，我轻轻地呼吸，呼吸那菩提的芳香，亲爱的，那馥郁的芳香。”沉默寡言的马勒，选择最擅长的旋律来诉说衷肠：“当你感觉爱人的到来，心中涌动沉默的感情，两个灵魂之间不需要用任何语言表白”。
四个多月后，尽管周围有些怀疑的眼光。不少朋友比如马勒的学生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都表示了担心：马勒41岁，阿尔玛22岁，而且还是如此漂亮，过去她习惯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而马勒却喜欢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在爱的感召下，马勒和阿尔玛结了婚。开始的婚姻生活表面看来是美满幸福的，当年十一月，阿尔玛生下了大女儿玛利亚·安娜·马勒(Maria Anna Mahler)。两年后，第二个女儿安娜·玛利亚·马勒(Anna Maria Maler)诞生（似乎是可爱的文字游戏）。在音乐创作上，婚后5年，马勒先后写了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交响曲，阿尔玛充当了为音乐家的丈夫抄谱的角色。
然而，两人间的裂缝其实一直象地火一样潜行。在婚礼前，马勒写给阿尔玛一封长信，要求她从此安心做自己的妻子，放弃作曲。在信上，马勒说：“你必须放弃一切，无条件地献身于我……除了我的爱情，你不该再要求别的什么。” 尽管痛苦和彷徨，挂着泪珠的阿尔玛同意了，年轻的她，此时或许仍然把婚姻看做那个“王子和公主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般的童话。
由于双方兴趣年龄的差异，诸多问题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阿尔玛已习惯于社交场所的灯红酒绿。而多疑的马勒，对年轻貌美的年轻妻子充满了不信任。马勒限制妻子的外出，禁止她私自会客。强烈的占有欲背后，出自对妻子的爱和对失去她的恐惧。此时的阿尔玛，已经是马勒唯一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来源。
为了表示对妻子的亏欠，马勒将《第五交响曲》透明优美的第四乐章作为献给阿尔玛的“爱情宣言”。第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中阿尔玛的音乐肖像。该乐章遵守古典奏鸣曲式，有明确的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和尾声。而其中呈示部的第二主题，是小提琴上的一支感情炽烈的旋律，是这部又名”悲剧交响曲”中唯一的一抹明亮，那被称作“阿尔玛主题”。关于史无前例、气势宏大的第八号“千人”交响曲，马勒对妻子说，每一个音符都是对你做的。是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音符都属于阿尔玛。
马勒的声望变得越来越大，然而其命运中的悲剧色彩开始变得越来越浓。带着幼年时对死亡冲击的惨痛记忆，即使在婚后，死亡的感应在马勒的音乐作品中时常得到体现。第五交响曲从葬礼进行曲开始，但还有对未来的憧憬。第六交响曲（又叫“悲剧交响曲”）则表现了作者的绝望，如他所述：“英雄受敌人三次打击，就象大树被斧头拦腰砍一样，在第三次像大树一样倒下去了”。第七交响曲再次以葬礼进行曲揭开。只有第八交响曲，该作品演奏的时候需要110人的管弦乐团和950人的合唱团以及8位独唱家，如此庞大的阵容歌颂了真正的伟大和光荣。
1904年，马勒根据吕克特哀悼亡子的诗篇，创作联篇歌曲集《悼亡儿之歌》（强烈推荐）。马勒或许只是想圆一个儿时的心愿，不料这个作品成为一个不详的预兆。
在《悼亡儿之歌》完成三年后的1907年，马勒深爱的大女儿，4岁的玛利亚，感染猩红热（一说是白喉），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也没有能够挽救这幼小的生命。在阿尔玛的脸上，马勒仿佛看到了当年母亲一次次送走早夭的子女时，那悲戚的面容。一切诡异地往事再现，这给他内心极大的打击。不久，他被诊断出家族遗传的急性心内膜炎，他逐渐消沉下去。马勒暂时放下工作，和阿尔玛去托布拉赫度假。在散步时，马勒会时常在走路中停顿下来摸摸脉搏，或让妻子去听他的心跳，看看是否心跳得清楚，或快，或平静......马勒对每一步，每一次心跳都得小心计量，这样情况下的每一次踏青，每一次放松心情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给他带来了汉斯·贝特格意译的唐诗集《中国之笛》。来自中国的声音，如同一阵清新的风，帮助马勒暂时度过了精神的危机。马勒决定以唐诗的意境，创作一部交响曲。然而他不愿意按次序，称作第九交响曲，因为伟大的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和布鲁克纳都是在完成各自的“第九交响曲”后就离开人世。
尽管马勒的作品是如此充满了死亡和悲剧，但内心是那样地迷恋着生命，他将这部着手的作品命名为“大地之歌”。此时，他也准备离开维也纳，和阿尔玛去一个新的大陆。
1907年，金融崩溃，维也纳反犹太人风潮日益盛行，身为犹太人的马勒决定辞去国家剧院的总指挥的职务，前往美国纽约。除了音乐和阿尔玛，马勒在精神上是没有家园的。他所说自己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在奥地利人中的波希米亚人，在德国人中是奥地利人，在所有人中是犹太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一样，只有有音乐，有妻子阿尔玛。马勒先后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担任指挥，也在1909年10月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大地之歌》。然而对待妻子，马勒内心的深情并没有表现在生活中的体贴入微。在一个新的环境，阿尔玛又被忽视的感觉，再加上由于心理压力，马勒夫妇的床笫生活产生了障碍。阿尔玛痛苦在徒望着马勒的爱抚，她开始酗酒，并患上了忧郁症。
在1910年5月，阿尔玛回奥地利度假，在温泉度假中心结识了小她四岁的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厄斯。格罗皮厄斯年轻英俊，迷恋着美丽而忧郁的马勒夫人，两人双双坠入情网。分离的几个月后，格罗皮厄斯把写给阿尔玛的情书误寄给马勒。阿尔玛的背叛被无情地揭示在马勒面前，马勒恐惧了。他开始竭力地弥补，来挽回妻子的心。他为妻子买礼物，倾注爱；他赞美妻子婚前的音乐作品，鼓励她继续作曲。
马勒还去找弗洛伊德寻求精神上的帮助，弗洛伊德发现马勒有非常强烈的恋母情节，他将阿尔玛当作了自己有点残疾的母亲，甚至用母亲的名字“玛丽”（Marie)来称呼妻子。“内心深处，马勒时常希望看到他妻子忍受痛苦的样子，就像他记忆中的身体虚弱、经常受到辱骂的母亲那样。”在和弗洛伊德在荷兰莱顿的交谈中，马勒回忆起孩时曾亲眼目睹父亲是如何虐待他的母亲，甚至酒醉后地强奸。由于害怕，小马勒跑出了家门，在正吹奏着民谣的手摇风琴奏者身旁哭泣。
格罗皮厄斯再次写信，希望阿尔玛离开马勒，和自己在一起，阿尔玛拒绝了。她愿意给自己，给马勒，给八年的婚姻一个机会。1911年，马勒的病情更趋恶化，阿尔玛始终在身边照顾。在马勒的强烈要求下，马勒在临终前五天回到维也纳。五月十八日午夜前，马勒静静地与人世永别。 他没有能够战胜宿命，留下了第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和未尽的第二乐章。在未完成的手稿最末，那巨大、颤抖的字迹，见证了马勒对妻子的愧疚和爱，“爱你而生！为你而死！阿尔玛！”
对马勒的去世，阿尔玛一方面痛苦哀恸，这是因为马勒不仅是她的丈夫，同时还是她的父亲（马勒常把阿尔玛称做“我的女儿”），她艺术上的神坻，她曾经“生命的中心”。然而在另一方面，束缚被打破，阿尔玛也感到了久违的如释重负。她重新得到了自由，幸运的是，此时不过三十出头的她，依然是一个自由的充满魅力的成熟女子。 1912年，通过继父的介绍，阿尔玛结识了“维也纳最粗野的野兽”，狂暴而放肆的奥斯卡·柯科西卡。和比自己年轻七岁的画家，阿尔玛迸发了从所未有的狂热的爱情。他们不分昼夜地疯狂地肉体交欢，激情过后，柯科西卡也为妩媚性感的阿尔玛画了大量的肖像。他们还结伴去意大利旅行，一切貌似近善近美。渐渐地，阿尔玛也意识到了柯科西卡对自己强烈的控制欲。柯科西卡希望成为这段关系无所置疑的独裁的国王，而阿尔玛对这个男人开始恐惧。另外，柯科西卡的母亲很不喜欢这个让儿子神魂颠倒的寡妇，她给阿尔玛写信说，“如果你再见奥斯卡，我会用枪毙了你。”
在这时，阿尔玛怀孕了，柯科施卡满怀希望地去求婚。而且阿尔玛一口拒绝，还执意堕胎，去医院打掉了孩子，这或许给柯科施卡一辈子都未能愈合的创伤。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柯科西卡创作了其代表作之一“风中的新娘”。在惊涛骇浪中，“新娘”依偎在“新郎”旁，安详地熟睡着。而“新郎”不安地睁着双目，似乎预感到身边的她即将离自己而去，透露出绝望和怨恨。有人评论到，在充满了变形和扭曲线条的画中，心灰意冷的柯科施卡“对爱的渴望，终于褪变为无可奈何的退缩。”
即使心中还有依恋，不再是花季少女的阿尔玛知道，自己必须离开柯科施卡。和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是无法想象的，他的爱过于偏激和危险。事实上，阿尔玛终生拒绝再见柯科西卡。分手后，心灰意冷的柯科西卡参军，并在西班牙加利西亚和俄军作战时，严重受伤。此时，阿尔玛和格罗皮厄斯重新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地结了婚。 1915年，阿尔玛又结婚了，对方是建筑师格罗皮厄斯。他后来创办了先锋的“国立包豪斯(Bauhaus)设计学校”，那是世界上第一所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作为现代建筑大师，他开启了玻璃帷幕墙、几何形体等“国际风格”。二战时，受纳粹压迫，格罗皮厄斯去美国担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学生包括贝聿铭。而在那个时候，阿尔玛早已和他离婚，在另一个人的环抱中。但无论如何，1915年，32岁的格罗皮厄斯或许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起码柯科西卡和哲林斯基是这样想的。
失魂落魄的柯科西卡，定购了一个完全按阿尔玛形貌的，真人大小的人偶。五官具全，嘴巴会长开，有牙齿和舌头，甚至有生殖器官。然而，当这个由布料和刨花制作的“阿尔玛”放置在柯科西卡面前时，他异常失望。人偶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无法替代那个“风中的新娘”，只能充当他绘画时的静物模特。他以这个人偶为主题，画了许多素描和油画。其中最有名的一幅《蓝色女人》，柯科西卡为此的习作一百六十张。终于某一天，柯科西卡决定彻底摆脱阿尔玛的魔咒。他给人偶穿上了所有的美丽衣服，邀请朋友们召开了一个香槟酒会。在黎明破晓那刻，带着醉意，柯科西卡在花园里砍下了人偶的头，并倾倒了一瓶红葡萄酒。随着那殷红渗入泥土中，柯科西卡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起码他不会再为阿尔玛封锁所有的感官世界。
哲林斯基，阿尔玛曾经的音乐老师和情人，这段时间决心为王尔德的故事《弗罗伦斯的悲剧》谱曲。在《弗》中，其貌不扬的商人丈夫回到家，发现妻子和一个年轻的贵族偷情。从言语冲突上升到肢体冲突，丈夫将妻子的情人杀死。在戏剧性的结局，妻子赞赏地转向丈夫：“我从不知道你这样强壮。”而丈夫回答：“我也从不知道你如此美丽。”哲林斯基或许是在为自己的同行马勒鸣不平，去世不到三年，马勒夫人就改嫁，而且对象正是当年伤透马勒心的那个建筑师情人。同时，终生关注着阿尔玛的哲林斯基，此时心里也难免有些失爱的酸楚。在此剧首映后，阿尔玛看出了其中的影射，写信抗议。哲林斯基回信道：“这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因为它奉献了一个人的生命来挽救另外两个人 ……是的，阿尔玛，你为什么不能理解？”
格罗皮厄斯，一个恭敬、礼貌和慷慨的男人，一个绅士。或许正是因此，除了一个美丽的女儿玛侬·格罗皮厄斯（十六岁那年因脊髓灰质炎而死亡），这段五年的婚姻在阿尔玛的这一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记。此时的阿尔玛，需要的并不是平静如水的婚姻生活，而是永不锈蚀的激情。
1917年，阿尔玛再次红杏出墙，这次的对象是比她年轻十岁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弗朗茨·魏菲尔。阿尔玛对弗朗茨的第一印象非常糟糕，“一个肥胖的厚嘴唇的罗圈腿的犹太人”，阿尔玛在日记上这样描述。然而，弗朗茨和她先前的男人不一样，这个和蔼而不成熟的27岁青年并不妄图控制阿尔玛。事实上，他把阿尔玛看做是救世主，是女神，是顶礼膜拜的偶像。或许是第一次，阿尔玛感到自己如此被深深地需要，第一次感到不受天才的压抑。第二年，阿尔玛怀孕了，一个早产的男孩，魏菲尔的孩子。十个月后，这个体弱多病的婴儿，离开了这个本不属于他的世界。
不久，格罗皮厄斯平静地退出了阿尔玛的生活。 1929年，50岁的她和魏菲尔开始了第三段婚姻。在阿尔玛的激励下，魏菲尔的创作才华达到了最高峰，他的小说《穆萨·达赫的四十天》获得了巨大成功，该书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土耳基残酷压迫亚美尼亚。之后二战爆发，由于小说影射纳粹德国的法西斯政策，外加魏菲尔犹太的血统，魏菲尔处于极度危险中，著作也被纳粹德国查禁。于是，一家人徒步穿过了比利牛斯山，经辗转移居美国。在星条旗下，受着阿尔玛的激励，魏菲尔声名鹊起，他创作了小说《圣伯纳德之歌》和戏剧《雅各布洛斯基》，并先后被搬上了银幕。其中电影版的《圣伯纳德之歌》在1942年获得了五项奥斯卡奖。然而在阿玛尔眼里，魏菲尔始终是她手掌心的一只小鸟，时刻渴望她的保护，爱和帮助。魏菲尔是她的丈夫，更是经她亲手加工改造的一件玉器。
1945年，魏菲尔在好莱坞去世。阿尔玛又活了9年，墓碑上刻着的名字是阿尔玛·马勒·魏菲尔。
在阿尔玛留下的日记中，她披露了更多的崇拜者，包括钢琴家欧斯普·加布里洛维奇（马勒的朋友，后来在底特律交响乐团担任总指挥，帮助底特律乐团跨入世界一流乐团行列），剧作家戈哈特·豪普特曼（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物学家保罗·卡姆勒（用两栖动物做了实验以证明环境能够导致可遗传的适应性变化）。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杰出精英，然而或许他们的才华和品性还不足以激发阿尔玛的爱情，阿尔玛只是草草地记下了一个个伟大的名字。恐怕，还有更多迷恋她风采的人们，因为普通，因为平凡，得不到她哪怕片刻目光的停留。
她是如此的独一无二，在任何地方，阿尔玛都是一切注意力的焦点。她象黑洞一样，吸收着周围所有的光和热，爱和荣耀。她光彩照人，才华横溢，而且她天生具备着鉴变第一流天才的本能。如果她是女神，她能帮助自己的爱人也升华成人间的神。如果说她是海妖，只是用美丽来蛊惑，获取战利品。那么可以说，她一直在成功，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抗拒她，每一次，她总是最终的胜利者。我们或许应该感谢她的“诱惑”，恰恰是天才们在对她爱的煎熬和痛苦中，才思迸发，给这个世界留下如此绚丽的艺术财富。
阿尔玛也有自己的痛苦和哀伤。在那个充满男权主义的时代，阿尔玛一直不甘心性别角色赋予自己在男性面前的次要地位。她曾无奈地说：“婚姻常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女人身上取代她的自我。”但无论如何，在马勒的旋律，在格罗皮厄斯的钢铁建筑，在柯科西卡狂野的线条和构图，在魏菲尔的诗歌和小说中，阿尔玛得到了永生。
54岁的阿尔玛，在美国最后的情人，是一位叫约翰尼斯·霍林斯耐尔的年轻神学教授。人们感叹到：“有人为阿尔玛谱曲、绘画、写诗，在此之前，尚没有人为她做弥散。”即使是上帝的仆人，也无法抵挡阿尔玛的光芒。
阿尔玛·玛丽亚·马勒（Alma Maria Malher, 1879-1964）
她出生在艺术之家，极早表现出过人的音乐天赋和绘画天赋。她太漂亮，太多情，太早地收获了父亲艺术家朋友太多的赞美，反而成为一生的困惑。她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位好艺术家还是一位好情人，也不清楚自己到底爱上的是艺术家，还是艺术。
她先后嫁给了三位属于三个不同领域的杰出艺术家，音乐家马勒（Malher），建筑家、包豪斯学院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毕斯（Walter Gropius），作家弗朗兹·韦菲尔（Franz Werfel）。而她的情人则包括画家居斯塔夫· 克里姆特（Gustave Klimt），作曲家柴姆林斯基（Zimlinsky），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作曲家普菲兹纳（Pfitzner）……
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的感情故事就是一部维也纳的艺术史。马勒将《第八交响曲》题献给她，“每个音符都是为你而作”；而在其遗作《第十交响曲》的手稿上，更是随处可见 “献给永远的阿尔玛”、“只有你理解”、“为你而生！为你而死！阿尔玛！”的深情表白。小她六岁的画家柯克西卡对她一见钟情，为她写下400多封情书，创作多幅油画，表现主义绘画的代表作《风的新娘》见证了他们“永恒地结合”。阿尔玛决定离开之际，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特地去慕尼黑定做了一个和阿尔玛一模一样的玩偶！
柴姆林斯基曾经劝告年仅二十岁的阿尔玛：“作曲、社交：两者只能选其一！”但是，如果维也纳的艺术沙龙里缺少阿尔玛优雅的身影智慧的谈吐，该变得如何地沉闷乏味！她以激情和美丽影响了两代维也纳艺术家，把她的人生谱写成艺术史上的传奇。（引自中国当代艺术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