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敛之 大公报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1]。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编辑] 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2]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编辑] 抗战中大放异彩的《大公报》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9.18--1938.10.17)和重庆版(1938.12.1--1952.8.4)，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8.13--1941.12.13)和桂林版(1941.3.15--1944.9.12)。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编辑]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编辑] 1949年后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编辑] 报刊定位
香港大公报
香港大公报在广东省发行的商旅版现如今的《大公报》的报道立场与其他大报相比，政治色彩较为浓厚。已经偏离“新记”大公报时期的“四不主义”，早已失掉了当年的独立精神，成为一家亲北京方面的中资背景报纸。《大公报》的报道内容中不会出现中国共产党视为敏感与负面的新闻。在两岸方面，也以显示支持北京政府为典型特点。
《大公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大公报》亦虽然明显有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也因为被认为是有“官方”背景，在财经新闻方面，比较有公信力。也常发布北京政府对香港或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
《大公报》会与香港一些亲共社团举办相关展览活动，例如：和平正义的伟大事业—纪念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览。
《大公报》的网站也是中国大陆少数“解禁”的香港报刊网站（例如明报网站长期被封锁，香港商报则不会）。在《大公报》的网站每则新闻也标识“【大公网讯】或【大公专讯】为本网即时新闻，非引自《大公报》”。来与《大公报》报纸做区隔。
《大公报》网站注明在全球阅览量中，美国与加拿大合计位居首位，中国大陆其次。香港占16%。而台湾则只有3%，还不及全球其他国家8%的总合。
《大公报》在一些重要的历史纪念日之前，会出版纪念特辑，例如2005年的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特辑、抗日名将访问系列、香港港九抗日大队纪念特辑，2004年的纪念百年邓小平等。
《大公报》首页的右则，是为最显眼的“大公报”隶书红字，据传出自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手笔，下方为英文拼音"Ta Kung Pao"，表格最下方印着日期，星期，第XXXXX号，售价，以及出版地址和电话。其后为一个小广告以及责任编辑。首页间中为广告页，但通常为头条新闻。
《大公报》在2006年向广东省零售发行“商旅版”，售价人民币3元。该版主要报道香港本土新闻为主，不报道除香港以外的新闻。
[编辑] 报刊编排
《大公报》报纸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定，视乎当日报纸出版页数。 报纸通常分为A、AA、B、C、D 版。
A 版分为要闻，香港新闻。 B 版为财经。 C 版为娱乐，大公园，小公园，教育，评论。 D 版/AA 为波经。
逢星期日的大公报只有A,B,C版，财经会在A版里面。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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