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隶书辉煌的鼎盛时期，东汉经济发达，文化、艺术、教育全面发展。隶书的大用和树碑的风气，造就了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书家，产生了数以百计的彪炳书史的名碑。
隶书辉煌的鼎盛时期
隶书辉煌的鼎盛时期在东汉。较之西汉，东汉的经济更为发达，社会财富的积累更为丰富，这为东汉文化、艺术和教育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东汉统治者继续奉行汉武帝尊崇儒术的国策，同时大力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于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提高，受到社会尊重，使他们在传播文化昌明教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东汉时期官学、私学蓬勃发展，盛况空前。正如班固《东都赋》所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质帝时，仅高学历的太学博士就多达三万人，其他学历层次的学生数量可想而知。“‘儒以六艺教民’，文字书法是儒家文化教育的基础构成部分，书法的优劣对学生考试和知识分子的仕途进退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因之，书法受到知识阶层的普遍重视，如必修课一般地加以研究和学习。灵帝刘宏在太学之外，另创一所国立文学艺术大学——鸿都门学，以施行专业化教育，为国家培养书法、绘画、辞赋、小说等高级专门人才。正是如此广泛而又发达的文化教育，为东汉书法艺术的繁荣作了人才上的准备。东汉自光武帝以下诸多帝、后都好学善书。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于是习书之风遍及全国，至于“师授家习，能者益众”。这样，从宫廷到学校到闾阎，从最高统治者到文人学士到普通民众，书法在最大的层面上得到了普及，更多的书手和书家从社会的中下层涌现出来。在东汉的书法创作活动中，庶民书家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他们以“蓬勃的创造活力和朴素而又丰富的情致”，为绚丽多彩的东汉书法锦上添花。在东汉书法艺术中，隶书的成就最为辉煌。
东汉时期的隶书主要留存在刻石上。早期的刻石，多是出于实用纪事的需要而凿刻的。由于工匠技艺平庸，刻划率意，刻出的文字徒具形态，点画亦不精到，但是却表现出一种天真浪漫、古朴自然的趣味。早期刻石数量较少，且多为买山地记、墓记、墓石墓阙和画像石题记之类。现存惟一的瑰宝，就是《开通褒斜道刻石》，其书法艺术水平之高，足可与东汉晚期诸名碑媲美。
东汉中期，渐兴刻碑之风。刻石和碑刻皆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保守的，照旧沿袭着早期刻石的技艺和风格，如《宋伯望买田记》、《裴岑纪功碑》等；一种是创变的，少数高水平的工匠已经能把书家的字迹较为精确、完美地镌刻出来，章法上也颇讲究纵横有序的形式美，这为东汉晚期的碑刻隶书开创了良好的风范，代表作有《子游残石》、《阳嘉残石》、《景君碑》等。
东汉晚期，树碑风气特盛，四海“碑碣云起”，碑刻隶书遂成为书法的主流。其时，许多碑刻都建在庄重瞩目的公共场所，如山川、古迹、道路、桥梁、庭院……人们在实用和纪事的目的之外，更加注重刊刻文字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审美的追求，推动了书法的进步。由于物质载体从幅式小巧的简牍缣帛转向大块面的碑碣摩崖，于是“挥毫天地大增，使书者无论在用笔、结构、章法等形式和作品整体气象乃至意境的表现上，都有了更为充分的锤炼、积累和提高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字刊石的工具、技术也逐步提高”；又由于高素质书家的大批涌现，他们所具有的娴熟精湛的艺术技巧和风情各殊的表现才能，以及书家审美选择的个性化，导致艺术风格、创作流派的多样化。所有这些，对于形成东汉晚期隶书艺术异彩纷呈瑰丽多姿的兴盛局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汉隶名碑多产生在东汉晚期，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东汉晚期的碑刻，多由当时的书、刻名家精心制作而成，所以其书法的艺术水平非常之高，艺术内涵非常之丰富。东汉时代，早、晚期隶书的审美风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早期以《永平元年题记》、《开通褒斜道刻石》一类浑朴野逸而具有山林气息的作品为主，晚期则以《礼器》、《曹全》一类精丽典雅而具有庙堂色彩的作品为主。这就不难看出，东汉时期的隶书正是沿着由质而文、从朴到雅这一基本轨迹发展变化的。东汉隶书碑刻气象古朴、浑厚、奇逸，境界高邈，艺术风格丰富多彩，各各不同，如《石门颂》纵肆、《乙瑛碑》宽博、《礼器碑》瘦劲、《华山碑》工整、《孔庙碑》疏宕、《封龙山》骏爽、《衡方碑》凝重、《史晨碑》虚和、《西狭颂》雄伟、《甫阝阁颂》茂密、《校官碑》丰腴、《曹全碑》秀逸、《张迁碑》方劲…… 真是“ 穷精殚妙、变态百出”，一碑有一碑的风韵，一字有一字的华采，令人叹为观止。所以王澍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康有为说：“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傅山说：“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傍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引自《霜红龛集》）
汉碑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反映出先民们崇高的人格、宏大的气魄，以及惊人的艺术创造力和对书法审美的卓越感悟。
东汉是隶书发展的黄金时代，历时195年）不算长，但是石刻众多，精品荟萃，堪称隶书艺术之宝库。传世刻石及摹拓本有三四百种，其中著名碑版一百七十多种。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卓有成就的隶书名家很多，见于史书典籍记载的有师宜官、张芝、蔡邕、左伯、仇靖、仇绋、朱登、纪伯允、刘辳、郭香察等。另外还有大量优秀的未被史书典籍记载下来的书家。是这两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书家队伍，共同创造了不朽的光照千秋的汉隶奇迹，为中国书法竖起了第一座隶书的丰碑。
但任何事物都是这样的：盛极而后衰。隶书的鼎盛在东汉，式微也在东汉。东汉隶书在取得了登峰造极的艺术成就之后，于汉末便开始滑坡了。此时的隶书严谨有余，灵气不足，逐渐走向程式僵化的死胡同，即使像蔡邕这样的大家也在所难免。传为他书的《熹平石经》上的隶书)中规入矩)过于工整匀称)板滞划一，缺乏“自然的姿致和动人的情性”，已露馆阁体之端倪。正当汉末隶书暮气沉沉趋于衰落的时候，楷、行、草书却以其崭新的姿态异军突起，开始流行于书坛了。
举国上下使用隶书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所产生的作用无论是从泛文化的角度，还是从书法学的立场来看，都是十分重要的。隶书的产生，让流传久远的古文字系统划上了句号，使一直以长方形为主的汉字字构转换成方形甚至是扁方形的组合，使太直率、太随意的金文，太刻板、太做作似乎连大气都不敢喘息的秦篆变得有法可循而又挥洒自由了。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番情景——皇帝圣旨，朝廷公文；庶民百姓修桥筑路造福后人树碑立传，山野村民交换田地买卖房屋写据为信，乃至刑徒在砖头瓦片上的叫屈喊冤鸣放不平，都在使用同一种字体：长撇大捺，一波三折。隶书在汉代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