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0-23
孝顺的行为可以分成三个等级：最高一等的是言语、行为和内心都能尊敬父母，其次一等是不打骂侮辱父母，对他们好，再下一等的是能给他们养老送终。“曾子，姓曾，名参，字子舆，尊称曾子，春秋末年鲁国人，孔子弟子。”[]这里对曾子生平的简介目前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子，而且从《论语》《史记》等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但讲“师承”不仅要“师”更要“承”，所谓的“承”也就是要能深刻领会孔子的思想学说，并能把自己所学到的传给后人，这也是说其“承上”的关键所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的记载。从中我们知道曾子小孔子46岁，明显他已是孔子晚年的弟子，而且据学者考证“曾子是七十岁以后才死去的”[1]，所以曾子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研究孔子之学。曾子不在孔门“四科十哲”中，但曾子很聪慧。在孔子死后，曾子又自觉担负起教育子思的重任。“盖曾子于孔_，年最少而学最纯，故孔子既殁，而后学多尊曾子者，圣道之显，多由子贡，圣道之传，多尊曾子”[2]，曾子上承孔子当属实至名归。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解释“仁”：“巧言令色鲜仁矣”（《学而》），“刚、毅、木讷近于仁”（《子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等。以上可以看出《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很简洁、很精炼，极具概括性，比较抽象。孔子思想针对的不像是一般平常人，更像是一种对圣人的规范，能达到孔子要求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孔子死后，儒学仍然在发展，曾子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发展补充，使之具体化，生活化，其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对“孝”的重视。“曾子将本于血缘亲情而被孔子提高到最高的道德品质‘仁’落实到每个人都切实可行的‘孝’上来，既有理想的引导又有现实的关怀，明显增强了‘仁’对现实生活的指导”[7]。可以说，曾子的孝就是曾子对仁的理解，他开始将“仁”落实到生活中，为“仁”的应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认为孝不仅是个人行为和家庭伦理的主要准绳，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纲领，是天经地义、普遍有效的基本原则”。[8]但是不论曾子怎么追求“孝”，实质还是在追求“仁”。曾子将“仁”的应用更具体了，而这种改变直接影响到孟子“仁政”学说的形成。孟子在发展“仁”的时候，沿着曾子的方向，侧重点放到治国为政方面，这不得不说是来自于曾子的观点。孔子讲“仁”时大多与“礼”结合，如“克己复礼为仁”（《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等等。孔子“试图从‘礼’的制度规范与‘仁’的道德教化两个方面入手来建构自己的学说体系”[7]。这在曾子和孟子的时代发生了变化。与孔子不同，曾子的“仁”多与“义”结合。如“凡行不义，则吾不事，不仁，则吾不长，奉相仁义，则吾与之聚群”[6]。曾子的“仁”大多和“义”放在一起讲，有时候也和“智”放在一起，不过比较少见，如：“诎身而为不仁，宛言而为不智”[6]。曾子将“仁”的外延扩大了，所以才有了后来孟子对仁义礼智的集大成。众所周知，孟子的“四德”，就是在曾子和孔子的基础之上，将仁、义、礼、智进行结合。在《孟子》一书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如：“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9]。孔子、曾子、孟子虽然同为儒士，但是他_目光远大，气度恢弘，不畏惧生死，高尚的气节非一般人可比。孔子“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O]，曾子更是“富以苟不如贫以誉，生以辱不如死以荣，辱可避，避之而己矣，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若归”[6]。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9]，他们共同具有的为道义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着代代仁人志士不畏权贵奋勇搏击，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政治勇士。曾子是孔子晚年杰出的弟子，他凭借自己的聪慧与刻苦钻研的精神，对孔子的思想心领神会，在孔门中后来居上。他一生尊师重教，肩负传道重任而矢志不渝。他不仅为孟子思想的集大成奠定了基础，也为思孟学派的开启铺就了道路。从儒家一脉相传的师承上来看，曾子承上启下的地位不言而喻。来源；年轻人·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