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口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
这一“革”，直接“革”去了在中华大地扎根千年之久的“文言文”的老命，白话文洗刷了长期处于文化“二房地位”的瘪屈，粉墨登场，至此整个中华民族似乎都开始沉浸在一种摆脱了封建文化束缚的畅快中。其实，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由来已久，《新青年》只不过是其中一次改写局势的战役，于《新青年》之前，是怎样的局面，为什么《新青年》会将其改写，之后又是如何演变……我们不妨从头说起——1、历史纠葛文言文和白话文，两者都是书面语，不同的是“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
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1]两者的区别仅在于与口语的远近亲疏。
其实文言和白话两者的基础都是口语，只不过所谓的口语标准不同，文言文是建立在先秦口语基础上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白话文则是建立在以唐宋以来北方话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说的话就是在唐宋以来北方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就无怪乎我们会觉得白话文更为明白易懂了。
在九十年前打倒“文言文”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言文脱离，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里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探索一下这种现象的出现。
在汉语发展的最初阶段，言文是合一的，那些让现在觉得深奥晦涩的古文典籍其实就是当时的白话著作。比如《诗经》，我们知道其中的“风”多为民歌，这也可以肯定有不少是口头直接创作的。
又比如《论语》，则更是孔子的一部语录，与口语的关系不言自明。 由于历史的变迁，人们日常交际的口语发生变化，而书面文字原地不动，以至于从六朝起便出现了文言文便与口语有了明显的脱离迹象。
不过因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语音的差异并不妨碍人们阅读上的理解，所以言文不一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同时也因为先秦两汉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写的，而这部分作品又是汉文化的源头，所以后世历朝历代的文人们就自觉地坚持了一种仿古文创作，这就人为地加剧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并最终形成了汉语长期的言文不一致。
在这一期间，白话文其实也无处不在彰显着自己的存在。从《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到敦煌变文、唐宋语录、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一路下来，每朝每代都曾产生过数量不少的白话作品，无奈的是，它终究未能撼动文言文的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只能散落在民间，虽然愤愤不平，但终逃不过“二房”之命。
[2] 这一切，直至晚清才发生了逆转。当时国势不济，国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产生了动摇，这是一个前提的条件，也是汉文化日后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国人破天荒地把传统推上了被告席，历数其罪过，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3]。于是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由此开白话文运动的先河。
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被推到极至。当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主张废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提出写文章应通顺流畅，不用典故，不用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话，讲究文法，不摹仿古人，言之有物。
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用"三大主义"来呼应胡适的"八条主张"。这一前一后，可以说是真正拉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体革命的帷幕。
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
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回顾完这段历史，总是觉得文言文与白话文这场千年之争的局势扭转的很有些突然，千百年来文言文的正宗地位，似乎在一夕间被颠覆，曾经象征身份的文言文似乎在一夕之间被打成了封建文化的残渣余孽，阻碍民族进步的罪魁祸首。
历经千年磨练的白话文，终于摆脱了“二房”阴影，站在中华文化舞台的正中央，尽管走到这一中心的步伐略显仓促，失之稳健，但毕竟修成正果。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场千年之争匆匆改写局面？2、新文化运动一役 新文化运动中，文言文与白话文一役中兵败，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1）国人的危机意识文言文之所以可以延续其千年的至尊地位，从某方面来看是由于中华民族千年以来在世界上的强盛。
这种强盛造就了国人对于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与信赖。而晚清之后，国势日衰，外强 *** ，使曾经骄傲的国人们的自信被动摇，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化自信心的动摇。
苦于理不清“突然变弱”的原因，所以将所有的怨气发在了传统上，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传统不再被视若珍宝，而是成了被抨击的对象。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
可以说是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羸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的不理智化，则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理念，即“文化的落后”。这种理念的形成，激生了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
其实在清末已经有白话的小说也出现很多用白话的非正式文书，究其原因除了楼上所说的以外还是因为西洋文化的冲击以及教育体制的改革。
在古代封建科举制度下，能读书的人只占3%，能识字的人不超过5%，而所有读书人的人都是熟读四书五经的，障碍和歧义倒是不存在，却是不利于知识的推广，到清末有部分留洋人士认识到全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开始办学，在那段时间甚至出现女校，但是因为文言文的特殊性，知识的推广速度并不理想，至民国有远见的文人开始考虑与酝酿文言文的改革，五四的时候在鲁迅等人的推动下白话文终于被推上台面，100后中国80%的人识字，70%的人上过小学，高校的升学率更上达到80%以上。
其实文言文里才有黄金屋和颜如玉，白话文里再见不到了。因为文言文的魅力在于精悍和深邃，往往一个词，一句话里都涵含有延续一千都年的故事。